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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李仕魯傳》文言文及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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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xué),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游,盡受其學(xué)。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xué)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為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后,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shù)建法會于蔣山,應(yīng)對稱旨者輒賜金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①,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勛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襝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②,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钡鄄宦。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chuàng)立職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shè)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jīng)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數(shù)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chuàng)業(yè),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圣學(xué)而崇異端乎!”章數(shù)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shù)起,方欲推明朱氏學(xué),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彼熘皿擞诘。帝大怒,命武士搏之,立死階下。(節(jié)選自《明史李仕魯傳》)
注:①緇流:佛教術(shù)語,僧著緇衣,故謂之緇流或緇徒。②膂[lǚ]:本義,脊梁骨
譯文:
李仕魯,字宗孔,濮地人。年少時聰穎靈敏,專心好學(xué),三年不出大門一步。聽說鄱陽朱公遷得到宋代朱熹的真?zhèn),前往跟隨他學(xué)習(xí),全部學(xué)到了他的學(xué)問。太祖原來就知道仕魯?shù)穆暶槲淠觊g,皇帝下詔尋求通曉朱氏學(xué)說的人,有司推薦仕魯。入朝受到皇帝的接見,太祖高興地說:“我尋找你很長時間了,為何到現(xiàn)在才能見到你?”任命他為黃州同知,說:“我暫且拿民事來考考你,等你展現(xiàn)才能后再召見你!币荒旰螅卫淼恼冿@著。十四年,任命他為大理寺卿。皇帝自登基后,很喜歡釋氏教,下詔征尋東南戒德僧,多次在蔣山建法會,對應(yīng)答問題符合皇帝心意的人就賜給他金袈裟衣,招入宮中,賜坐和他談?wù)摲鸾讨隆怯、華克勤這些人,都被提拔為大官,他們經(jīng)常被皇帝當作耳目來監(jiān)聽時事,因此這批人十分蠻橫,用讒言詆毀大臣。滿朝官員無人敢說,只有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為此事和皇帝爭辯。汶輝上疏說:“自古有帝王以來,沒有聽說官員和僧人共同任官成為同事,可以相互幫助的。現(xiàn)在功高德少的老臣都考慮辭去俸祿和爵位,而僧人竟更加用讒言誣陷。如劉基、徐達被猜疑,李善長、周德興被誹謗,和蕭何、韓信相比,其危害疑忌相去能有多遠呢?真心希望陛下任用輔佐帝王的親信,全部選取德才兼?zhèn)涞目〔,那么國家太平立馬就可以實現(xiàn)了!钡鄄宦爮摹D切┮勒淌艿綄櫺业纳,就請求為佛門創(chuàng)立專職官員。于是把原先所設(shè)置的善世院改為僧錄司,設(shè)置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jīng)覺義等官職,都提高它們原先品級俸祿。對道教也是這樣。估計僧尼道士超過幾萬人。仕魯上疏說:“陛下正在創(chuàng)建千秋功業(yè),凡是意圖所指的方向,就應(yīng)是指示給子孫萬世的法規(guī)章程,為什么舍棄儒家圣人之學(xué)而崇尚異端呢?”奏章上了數(shù)十次,均不被皇帝采納。仕魯性格剛直耿介,是從學(xué)習(xí)儒術(shù)起家的,正要推崇發(fā)揚朱氏之學(xué),把排除佛學(xué)作為自己的職責(zé)。等到上疏的建議不被采納,就向皇帝請求說:“陛下沉溺佛教,怪不得我的話聽不進去。我把笏板歸還陛下,請求允許我告老還鄉(xiāng),回歸故里!庇谑前洋税宸旁诘厣;实鄞笈,命令武士擊打他,立即斃命于臺階下。
生平事跡
仕途經(jīng)歷
洪武中,朱元璋崇尚朱熹學(xué)說,下詔尋訪深諳朱熹學(xué)說之儒士。有人舉薦李仕魯。入朝晉見時,朱元璋大喜曰:“吾求子久,奈何姍姍來遲!” 李仕魯感動得熱淚盈眶,拜伏在地曰:“臣愿為皇上拼死效命,不惜肝腦涂地!” 朱元璋遂任命李仕魯為黃州同知。臨行前,皇上親切勉勵曰:“官雖不大,可是親民之職,需要汝等飽學(xué)之士,行圣人之言,朕才安心!
仕途業(yè)績
李仕魯上任后,忠于職守,治民有方,政績卓著。一年后,名聲遠播。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將李仕魯召至京城,提拔為大理寺卿。李仕魯為官剛直不阿,一身正氣,敢言他人不敢言之事,被朱元璋視為股肱(gong音共)之臣。
錦衣衛(wèi)頭目上官一鋒的哥哥因貪污被人告發(fā),送至大理寺。上官一鋒找到李仕魯,為其哥哥求情,請求從輕發(fā)落。當時,正值朱元璋大肆清洗貪官,李仕魯不但沒對上官的罪行進行遮掩,反而如實向朱元璋稟報。朱元璋大怒,下令將上官一鋒的哥哥處死,并罰扣了上官一鋒一年的俸祿。因此,上官一鋒與李仕魯結(jié)下了不解冤仇。但由于朱元璋對李仕魯極為信任,李仕魯也沒有任何把柄可抓,上官一鋒一直沒有對李仕魯下手的機會。
洪武初,朱熹學(xué)說雖然開始成為顯學(xué),并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但是,人們對于事功的追求,給予了各種不同思想以一點活動的余地。當時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學(xué),這或多或少對于朱元璋會有所影響。再加上朱元璋從一個年輕和尚脫下袈裟,投身到了農(nóng)民起義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后,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由和尚到皇帝,這樣一個特殊的變化,也就必然給明初的佛教帶來一些特殊的影響,這也就決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據(jù)《明史》記載:“帝自踐阼后,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shù)建法會于蔣山,應(yīng)對稱旨者輒賜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碑敃r的僧錄司左善世宗泐與僧人來復(fù)齊名,都是兼通儒學(xué)的高僧,朱元璋稱之為“泐秀才”。
朱元璋大力推尊佛教,在京城內(nèi)外遍設(shè)高僧衙門。僧錄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機構(gòu),賦予其很大權(quán)限。設(shè)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闡教各一人,從六品;左、右講經(jīng)各一人,正八品;左、右黨義各一人,從八品。都提高了他們的品級和俸祿。各府縣則設(shè)有僧綱司,選精通經(jīng)典、戒行端潔者掌之。并定全國僧人為三等:曰禪、曰講、曰教。朱元璋詔集名僧在京城舉辦各種大規(guī)模的法會,并親率文武百官向佛祖頂頂禮膜拜。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蔣山太平興國寺廣薦法會,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后來還俗為官的吳印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親自組織刊刻佛教大藏經(jīng),即著名的《洪武南藏》,將佛教定為經(jīng)典之學(xué)。朝廷還給僧人頒發(fā)度牒,允許僧人結(jié)壇說法,竭力保護寺院財產(chǎn)等等。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歷來有著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朱元璋起自民間,對于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時,身邊的周顛和鐵冠道人張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經(jīng)常閱讀道家的經(jīng)典《道德經(jīng)》。明初最為著名的功臣劉基,也是頗信道教的。傳說中他曾師從九江道士黃楚望,得其天文地理術(shù)數(shù)之法。在明初的功臣當中,劉基近道,而宋濂近佛。歷朝的統(tǒng)治者,都要宣傳、神化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明建國后道教與佛教一樣,成為朝廷確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江西龍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被召入朝,朱元璋命去其天師之號,封為真人,世襲,稱龍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設(shè)法官、贊教、掌書各二人。閣山、三茅山各設(shè)靈官一人,正八品。另設(shè)太和山提點一人。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恩封,對于當時全國道教的管理并沒有直接關(guān)系。掌管全國道教事務(wù)的機構(gòu)還是與佛教的善世院同時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置道錄司。設(shè)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從六品;左、右至靈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義各一人,從八品,基本與佛教的管理一樣。對于地方道教的管理,則于府、州、縣分設(shè)道紀司,以掌其事。
犯顏直諫
由于朱元璋對僧、道的尊崇,全國建寺觀,度僧道之事便一發(fā)而不可止。到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取得度牒的僧、道多達九萬六千余人。更有甚者,一些位居高官的僧道,在朝中恃寵橫行,讒毀大臣,如劉基、徐達、李善長、周德興等皆被無辜猜疑或誹謗,滿朝大臣皆不敢言。惟有大理寺卿李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上疏諫爭。在李仕魯?shù)热宄紓兛磥,對于佛教和道教,?yīng)該是實行厲禁的。反對朱元璋“舍圣學(xué)而崇異端”
陳汶輝的上疏說:“自古以來的帝王,沒有聽說過士大夫和僧徒,混雜居住共事,可以互相幫助的。功勞卓著的舊臣和德高望重的長者都想辭去俸祿離開官職而去,但是僧徒邪惡的人更加厲害地用讒言進行離間。如劉基、徐達的被猜疑,李善長、周德興的被誹謗,和蕭何、韓信相比,其危害疑忌相去能有多遠呢?伏望陛下對于輔佐大臣和親信骨干,全部選取在道德行為文章方面才德杰出的人,則天下太平很快就可到來了!敝煸奥牪贿M他的意見。
李仕魯上疏說:“陛下正在創(chuàng)建千秋功業(yè),凡是立心用意所指的地方,就應(yīng)是指示給子孫萬世的法規(guī)章程,為什么舍棄儒家圣學(xué)而崇尚佛教異端呢?”章疏奏進了數(shù)十個,朱元璋不但不聽,而且,對李仕魯所奏“舍棄儒家圣學(xué)而崇尚佛教異端”一說特別反感。怒曰:“朕心意已決!”
上官一鋒借此大做文章,在朱元璋面前添油加醋,污蔑李仕魯在家出言不遜。說皇上起用僧眾是因為皇上出身和尚,當了皇上也改變不了和尚習(xí)氣。如此大量起用僧人,必然導(dǎo)致大明傾覆等。朱元璋聽后將信將疑。李仕魯性格堅強耿直,由儒家學(xué)術(shù)起家,正欲打算將朱熹學(xué)說發(fā)揚光大,以排斥、駁斥佛教為自己的任務(wù)。第二天一早上朝時,他第二十九次上疏,勸戒朱元璋“崇儒戒佛”。在多次上疏不被采納推行的情況下,竟在朱元璋面前請求說:“陛下深深地沉迷在佛教和道教之中,臣的言論陛下聽不進去了。我歸還陛下朝笏,乞請賜準退休,回歸故里!彼旒窗殉朔旁诘厣。朱元璋本來對上官一鋒的話將信將疑,見李仕魯擲朝笏于地,心中騰起一股怒火。心想,你明知此事我心事已決,還如此勸阻,豈不故意損我皇威,其心可誅。且不說背后有無欺君之言,單憑冒犯天威,就該死罪。遂命令武士捽(zuo音左)住李仕魯,摔下殿階。李仕魯腦漿涂地,即刻死在階下。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因有人推薦授官為禮科給事中,后升遷至大理寺少卿,多次上書議論得失,都直言不諱。最后因違背了皇帝旨意,恐怕被治罪,投金水橋下而死。
李仕魯和陳汶輝死后,朱元璋才慢慢了解到,諸僧的行為有很多都違犯了法律。洪武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朱元璋先后下詔書清理佛、道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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