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筠州學記》原文及翻譯

　　導語：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xié)、曾敦并稱“南豐七曾”。曾鞏文學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稱“南豐先生”。下面小編就來分享曾鞏《筠州學記》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馀，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

　　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

　　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富貴賤之地則養(yǎng)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茍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所知有馀，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xiāng)間，故不得不篤于自修;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yǎng)成之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后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

　　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獨筠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筑宮于其上。經(jīng)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shù)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予。

　　予謂二君之于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有刪改)

　　譯文：

　　周王朝日漸衰微，先王們的遺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漢代，六藝經(jīng)傳從秦朝焚書的余燼中復出，讀書人于是可以跟著百家繼續(xù)學習。談道論德的人，自夸德行崇高遠大而忘了為世所用;議論為政之道的人，力求卑下淺近而不去學習古人。在那個時候，能夠通曉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楊雄而已。但是楊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然而出現(xiàn)在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他們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著力，沒有草率簡略的思想，他們對于物質上的索取與給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廢退，道義上的取舍，一定會從禮義方面來考慮。

　　從那時候到魏晉以來，社會風氣低劣人才匱乏已經(jīng)很久了。而到了當世，才有讀書人從千年之外的典籍開始專研，闡明先王之道，來讓后學之子覺悟。世人雖然不能全部了解那些的思想，但是卻常常喜歡它。所以學習那些道理的人，論及道德的主旨，知道應該不在近代追求它：議論政事治事理的規(guī)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繞遠的。他們不被百家之言所擾亂，不被經(jīng)傳上的解釋所蒙蔽。他們像這樣的博學，這是漢代的讀書人所不能比的。

　　然而能尊重而奉行的，就未必有那么多人了。所以像《樂》、《易》那樣淳厚的風氣已經(jīng)衰微了，那種詭異欺騙淺薄丑陋的風習占了優(yōu)勢。他們不論處在貧富、貴賤的地位，培養(yǎng)廉潔、遠離恥辱的心意就少，而茍且相合求得的行為就多。這習俗教化的美德，之所以趕不上漢代。(漢代的讀書人)見聞有時很淺薄，但是他們的道義很高;見聞很淵博，但是他們的操守卻不夠，這是什么緣故呢?緣于漢代的讀書人是從鄉(xiāng)里被推舉的，所以不能不專注于自我修養(yǎng)�，F(xiàn)今是用文章來選用的，所以不能不專注于學習。至于那些學習深入的，理解到了內心深處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種境界。從這個現(xiàn)象看，那么朝廷喜歡的東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厲害啊。難道不是真的嗎?如果使?jié)h代和今天都有教化開導的方法，都有學校培養(yǎng)成才的方法，那么讀書人在學問品行方面，難道有彼此之間的偏差，先后的過失嗎?《大學》中的道理，將想用誠意、正心、修身，來達到治理國家天下，而必定要先求得知識，那么有知識的人，本來就是為善的開端，而一般人們所難于達到的。今天的讀書人，對于一般人所難于達到的知識境界，已經(jīng)相差不遠了。那么，在上位的人施行教化，沒有比這時更容易的，看你所用來引導的辦法怎樣了。

　　筠州也算是個州，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與世隔絕。在慶歷初年，天子下詔設立學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應詔令，筠州的讀書人認為是個弊端。到治平三年，大概有二十三,才有人報告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就和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察看州的東南，發(fā)現(xiàn)一塊地勢高曠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學舍。在治平三年的春天開始經(jīng)營，而在八月十五日落成。不久來學習的人常有數(shù)十到數(shù)百人。兩位賢君就帶著報呈的文書去了京城，并囑咐我寫篇記。

　　我認為兩位賢君對筠州的政事，真的是有所追求的。使筠州的讀書人相互出入在學宮中，講述先王的遺文，以求得知識。他們中有賢德的人能夠超然自信而獨立于世，那些中等資質的人得以自勉以等待上一位次的教育。那么這個學宮的興造，不獨使來學習的人品味思索一些空洞不實的言詞，來求取祿位罷了。所以替他們寫上我的見聞而成了這篇記，等他們回來之后刻石記錄這件盛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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