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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余光中是現(xiàn)代著名的愛國作家,他也是才華洋溢的詩人。而詩人余光中的詩意人生是怎樣的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余光中的詩意人生,歡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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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文學大師,這次攜夫人趕赴祖國大陸專程是為參加他的母!暇┐髮W的百年校慶。5月17日下午,當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南京的時候,我在南大西苑見到了他和他夫人。采訪間,他是那么的和藹可親,他不顧旅途疲憊,依然談笑風生,博古引今,睿智和真誠在話語間處處顯現(xiàn)。
何:余教授,眾所周知,您曾在內(nèi)地、香港、臺灣及美國等地都居住過,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您也曾把您居住過的各地作比,而祖國大陸就像是您的母親,那么南京在您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呢?
余光中:首先要聲明,我是南京人。因為我出生在南京嘛,南京是我生命的起點,是一切回憶的源頭啊。而且我在南京讀了小學、中學、大學。從我1928年出生到1937年,我都一直住在南京。所以我的童年時代差不多都在南京度過的,也是在南京讀的小學。中學是在四川讀的,為什么在四川讀書呢?因為抗日戰(zhàn)爭中學從南京搬到后方去了,我記得那個中學叫做南京青年會中學。戰(zhàn)后我隨中學回到南京,高中畢業(yè)后,后來我又讀了金陵大學。我在南京不但住了這么久,而且是出生地,而且是在這里接受的教育,所以南京對我一生影響是特別深的。
何:您曾在各地的多所大學就讀和任教,您認為您當年就讀的金陵大學,也是現(xiàn)在的南大,對您后來的成就有過什么樣的影響嗎?
余光中:那時侯我還小呢,也就是懵懂,那個時候我讀的是外文系,當時屬于文學院,當然對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對我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不但是大學,還有整個南京的地理環(huán)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我讀大學先住在鼓樓,后來搬到城西北面去。
何:您在一篇著名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中表達了對4個女兒真切的關(guān)愛,你能否談?wù)勛鳛楦赣H在女兒成長中的心理的變化。
余光中:對,我們家有4個女兒,她們小時侯是最可愛的,在十六七歲以前完全屬于父母,完全屬于爸爸,所以我寫過一首詩叫做《小木屐》,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較少,在臺灣尤其以前大家都穿木屐,我的小女兒穿著木屐剛會走路,踢踢踏踏,那我就蹲下來張開兩臂鼓勵她向我走來,那時她就孤注一擲地向我跑來,因為那時候在她生命中惟一的男人就是她爸爸?墒沁^了那個年齡就不一樣了,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了,沒有看到她向我奔來的樣子,因為男友在門口按鈴。而她沖出去的速度之快,而且不再穿小木屐了,是穿高跟鞋。她們4個人我也寫了你說的那篇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就是4個地下工作者,背著我來追求我們家的4個女兒。而且我最不利的一點呢,是她們的媽媽還站在她們的那邊,里應外合,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個“昏君”了。我希望我的4個假想敵寫寫情書,可以鍛煉中文,順便也可以讓我看看他們的文筆如何,可是他們總是打電話,那么我也聽不到了,其中的玄妙我也不懂,并且荒廢了中文。所以偉大的情書已經(jīng)成為絕響了。因為電話就裝在我的書房里,一到晚上電話就來了,我家有5個女人,每個人要是有3個電話,我每晚就要接15個電話,都快成為接線生了。(笑)
何:我們都知道您與您的夫人白頭偕老,可以說生活安定幸福。您對這種生活態(tài)度解釋為,您用您的天才來寫作,而日子過得去就行了。是否正是這種安穩(wěn)的家庭生活給您的寫作創(chuàng)造了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或者,它有時候是否也會局限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
余光中:要說安定,我少年時代很不安定,因此我才會讀3所大學,這意味著戰(zhàn)亂使我不能在同一個大學讀完,所以少年時代應該說非常動亂的,倒是我去臺灣之后生活才顯得安定。至于說幸福就很難說了,也有苦日子。后來的安定生活是給寫作提供了比較穩(wěn)定的工作環(huán)境。
許多人都認為詩人多情,情感豐富,其實感情豐富的人多得很,詩人也不一定非要多情,家庭生活是不會局限我的靈感的。至于靈感,它是一種神秘的東西,也是來源于生活的。靈感這個字眼應該最初是從國外來的,也就是“inspirition”。所以梁啟超當年也不知道怎么辦,他干脆翻譯成“因斯皮里純”?梢姏]有一個定理。現(xiàn)在都統(tǒng)稱為“靈感”。有人認為靈感要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寫不出來就怪靈感。其實我覺得靈感是一位藝術(shù)家或者科學家對一個問題不知道怎么辦,他經(jīng)常思考,想多了這個問題甚至進入他的潛意識,做夢也在經(jīng)營,散步也在思考,直到最后豁然貫通,那一刻如有神助,我們把它叫做靈感。其實靈感是不斷思考、不斷體會之后忽然沒有障礙了,想通了,問題很透明地呈現(xiàn)在你的面前,是不斷努力的結(jié)果。因此靈感絕對不會來拜訪懶惰的人。如果沒有事先的準備和思考,靈感恐怕不會來。如果沒有藝術(shù)的修養(yǎng)、技巧的鍛煉,就算創(chuàng)意來的那一刻,他覺得靈光一閃,可是仍抓不住。就像凡高,他在畫家中也算是早熟的,他畫畫只有10年的工夫,從27歲到37歲,可是他也苦練了很久,臨古人的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兩三年才畫出像《向日葵》、《星光夜》等許多杰作。他的畫現(xiàn)在大家都很喜愛,但在他的生前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個畫家,沒人欣賞他,沒人買他的畫,甚至沒有人愛他。所以,靈感并不一定需要豐富的感情經(jīng)歷,也不一定要嘗試動亂的生活。
何:您是一個詩人,而在現(xiàn)實中您是如何用詩人的眼光來看待生活的?
余光中:每個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詩,不過詩也只是一個象征,一個人要過詩意的富有靈感的生活也不一定要做詩人。生活里面光有真理,有美德還不夠,好像還缺少什么。生活里面還應該有藝術(shù),不管是詩、繪畫、音樂或者是雕塑,總而言之,生活里面應該有美。有一位美國的億萬富翁,他很喜歡他的小女兒,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兒帶笑地走過來,心花怒放,那一刻他就想做個詩人,可是他想不起如何形容他的女兒多么可愛,他想了半天說,啊,你美麗得像一張百萬元的大鈔。那就是說一個人雖然很富有,可是在詩意生活上可能是一個非常貧窮的人,因為沒有想象,連贊美女兒也想不出一句詩來,有那么多錢有什么用呢?所以美是不能量化的,它是一種質(zhì),不是一種量。所以王爾德說,現(xiàn)在人的毛病就是什么東西都知道它的價格,可是沒有東西你能知道它的價值。
何:您被稱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zhèn)、著名批評家、優(yōu)秀翻譯家,現(xiàn)已出版40余種作品集。而在祖國大陸,您的詩歌似乎名聲更盛,一首《鄉(xiāng)愁》至今仍被引為經(jīng)典。而您自己認為,您最喜歡的和實際成就最大的創(chuàng)作體裁是哪一種?或者說哪種文體創(chuàng)作給你帶來更多的收獲?
余光中:我想祖國大陸很多讀者都讀過或者會背《鄉(xiāng)愁》那首詩,不過我在大陸出版了二三十本書大部分還是散文,出的散文書還是比詩集多一點。我想大陸的讀者讀我散文的可能比讀詩的多。詩、散文、評論和翻譯這四樣體裁我都蠻喜歡的。有時候碰到這一方面比較不暢順的時候,就去經(jīng)營另一方面,四樣換著寫。
何:請問您是怎樣看待翻譯的?或者您的翻譯觀是什么?
余光中:翻譯吧,希臘神話中有9個姐妹,nine muses做文藝女神。文藝女神當然可以給詩人激勵和靈感的,9個繆斯,有的甚至還管到了歷史、天文,當然更多的管抒情詩、情詩、史詩等等,我說過惟獨沒有繆斯來培植翻譯,所以我說如果讓我來創(chuàng)造,我要創(chuàng)造the tenth muse,第十個繆斯專門扶植翻譯。因為翻譯是門藝術(shù),一般的藝術(shù)家像詩人只要把他能夠?qū)懙煤玫臇|西寫好就行了,而翻譯家呢要把人家寫好的東西過渡到另一種語言里去。一般的藝術(shù)家要有創(chuàng)造力,可是翻譯家還要有適應力,別人的東西怎么樣把它轉(zhuǎn)變成另外一種語言。我翻譯過王爾德的3本喜劇,他是英國唯美派的大師,喜歡玩文字游戲。他的戲劇很難翻譯,特別是臺詞,唇槍舌劍,很犀利。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我提出報告說我怎么翻譯王爾德的,最后一段我說道,王爾德是不好翻,我翻過來的中文打七八折,但有時候碰巧呢,我的譯文比他的原文更好。那些與會者本來沒有注意聽,一聽到這句話都覺得我這個人很自負,我說當然嘍,王爾德的句子喜歡用對仗,對仗是中文最了不起的,因為中文是單音節(jié)對仗比英文方便,所以我一碰到他的對仗翻譯成中文后就比他漂亮。不是我比他高明,是中文在這一點上比英文高明。
何: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您是受到了沖擊還是啟發(fā)?為什么您在西方生活那么多年還是認為中國語言不能西化?
余光中:沖擊和啟發(fā)兩者都有,對于我來說當然是中國文學、傳統(tǒng)文化影響最大,中國作家一定要認清兩個傳統(tǒng),一個是詩經(jīng)的傳統(tǒng),一個是五四以來的傳統(tǒng),這兩個傳統(tǒng)對作家?guī)椭艽。不過西方文學也幫了我很大的忙,提供給我另外一種觀點和角度。中國文學受西方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字能夠常葆純粹,特別是語文的優(yōu)越性。所有的語文跟錢幣一樣都要跟外幣交流,而且其交流的情況跟貨幣的比值比起來復雜得多。其實中文很早就受到外來的影響。而現(xiàn)在影響我們最大的外文,就是英文。英文和中文開始交流的時候,英國人學中文的不多,中國人學英文的多。但許多社會科學的名詞最初都是日本先翻譯的,中國再翻過來的。許多難以翻譯的名詞就用聲音解決,比如“坦克”“引擎”“作秀”,有些詞一直沿用下來。所以世界上語文是很難保持其純粹的,通過與外文交流以后多少會改變其面貌。
中文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美麗的文字,不能到了一個程度反而把中國的文學給拋掉了,或者中文跟著英文走,很西化。這些都不是好趨勢,應該引起中國讀書人的警覺。我在大學畢業(yè)后兩年曾經(jīng)把《凡高傳》翻譯成中文,30多萬字,過了20年,又有出版社要出新版叫我來修正。結(jié)果我修正又花了一年,當初翻譯也才花一年,我修訂了兩萬處。倒不是因為我當時的英文很差勁有誤解,我改那么多處是改我的中文,我現(xiàn)在的中文已經(jīng)不像當年因猛讀英文而把英文的習慣帶到中文里來那樣比較西化了。我現(xiàn)在不滿意那種寫法,所以把它洗一遍。林語堂先生生前和我講過,有人盜用他的書他一看就知道了。為什么?因為他一生沒有用“人們”這兩個字,他說“人”變?yōu)閺蛿?shù)加個“們”這不是中文,所以他只用“世人”“人人”“大家”。中文西化也有兩個結(jié)果,一個是善性西化,一個是惡性西化,這其中有成王敗寇的區(qū)別。舉徐志摩的詩《偶然》為例,他走了一步險棋,但字句歐化得恰到好處,這就是善性西化。
何:您怎樣評價中國新詩發(fā)展的100年歷程?您認為對新詩做過貢獻的詩人除了您還有哪些?
余光中:中國新詩的100年有很多好詩,也有很多好的詩人,從上個世紀20年代到現(xiàn)在名家輩出。早年不用說了,像聞一多、徐志摩這些人大家都耳熟能詳。那么后來呢,像40年代的卞之琳就很好,他是很細膩的一位詩人。還有馮至,詩中很有哲理。而目前碩果僅存的兩位,一位就是辛笛,他目前在上海,另外一位就是臧克家了,好多年沒有寫了。這兩位都很好。像年輕一代杰出的詩人有舒婷、北島。
何:您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有技巧可言嗎?要是有的話,您認為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光中:其實詩歌創(chuàng)作的許多技巧都和同情、想象力有關(guān)系,比如說夸張,“海上的浪像山一樣高,那就是把浪跟浪連在一起!辈贿^這個想象力很低級。那么一個人對別人有同情,對萬物有同情和共鳴,這樣自然就接近一個詩人了,你的心底就能和萬物溝通。就像詩歌里面的很多技巧,像明喻、暗喻、夸張、象征等都和詩人的同情、想象力有關(guān)系。所以要用同情、想象力和廣泛的好奇來看萬事萬物。雪萊說的好,“科學重萬物之異,藝術(shù)重萬物之同!蹦茉谌f物之間找到相同的一點就能有詩意,就是一個詩人了。
何:您一直在通過文學來促進兩岸和平,您認為兩岸文化差異在什么地方?
余光中:你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問題。兩岸文化說不上有差異,因為這其實是一種文化,就是政治情況不一樣,文化的源流還是一樣的。就我自己的感覺而言,無論是做學問,無論是寫作,無論在哪一岸,甚至于在香港,或者你是一個華人在南洋吧,或者你是一個留學生在歐美吧,只要你是一個華人,那你要做一個學者或者做一個作家,一定要認識兩個傳統(tǒng),一個是中華文學的大傳統(tǒng),那就是詩經(jīng)以來的傳統(tǒng),另一個是小傳統(tǒng),就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的傳統(tǒng)。一個中國作家要是不知道這兩種傳統(tǒng),那是不可能的。兩岸其實都是繼承了這兩個傳統(tǒng)。像臺灣最崇拜的一個神叫媽祖,媽祖就是福建人,她在海上救人,她成為臺灣海峽的守護神,她就是福建來的并不是臺灣本身的。他每年過年也是過中國年,他也要過中秋也要過端午,他中秋也要賞月,他元宵節(jié)也賞燈,他罵人還是用中國話。所以沒有兩岸文化的不同,絕對文化的不同,就算是文化表面上的若干現(xiàn)象不同,其實也是短期政治的分離的后果。所以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我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要為了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了五千年的文化。”
臺灣早年對于美國文化的吸收,對于英文的重視,現(xiàn)在大陸也在這么做。當然把它當做世界化的一個階段未嘗不可,不過除了世界化之外,我想一個中國的讀書人也要有歷史感。世界化是一個橫的宏觀,歷史感是對中國文化歷史的了解,應該是一個縱的宏觀。這兩個宏觀都是中國讀書人必須修煉的美德。
何:您的詩作《珍珠項鏈》對您和您夫人婚姻生活有什么寓意嗎?
余光中:我寫給夫人那首《珍珠項鏈》正值我們結(jié)婚30周年,那已經(jīng)是十幾年前了,是1986年。因為30年的婚姻按照西方的說法是珍珠婚,以買珍珠來紀念。所以我們經(jīng)過香港的時候就進了一家珠寶店,店里的女孩就拿來一個盤子,托著18寸長的珍珠項鏈說,這個很不錯?墒俏液髞碛窒,30年只有18寸,一寸光陰好貴啊。
因為珍珠是圓的,讓我想起晴天的露珠,雨天的雨珠,兩個人分開的念珠。所以兩個人在一起肯定是有晴又有雨的,有幸福又有迷茫。
何:您對當代大學生的戀愛怎么看?
余光中:我覺得你們不要因為面對愛情將來可能的迷茫遲疑不決,你現(xiàn)在要追求幸福就盡管去追求幸福,不要擔心將來有幸福還是迷茫。有人說“只要青春不要痘”,事實上你選擇了青春也就要接受青春痘。(笑)
余光中介紹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學者、翻譯家。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祖籍福建省永春縣。因母親原籍為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qū),故也自稱“江南人”。
1947年畢業(yè)于南京青年會中學,入金陵大學外文系,1949年轉(zhuǎn)廈門大學外文系,1952年畢業(yè)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shù)碩士。先后任教臺灣東吳大學、臺灣師范大學、臺灣大學、臺灣政治大學。其間兩度應美國國務(wù)院邀請,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臺灣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聯(lián)合書院中文系主任二年。1985年,任臺灣中山大學教授及講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時間兼任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所所長。
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被譽為文壇的“璀璨五彩筆”。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shù)上的多棲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zhèn)、著名批評家、優(yōu)秀翻譯家,F(xiàn)已出版詩集21種;散文集11種;評論集5種;翻譯集 13種;共40余種。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詩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散文集)及《分水嶺上:余光中評論文集》(評論集)等,其詩作如《鄉(xiāng)愁》《鄉(xiāng)愁四韻》,散文如《聽聽那冷雨》《我的四個假想敵》等,廣泛收錄于大陸及港臺語文課本。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于臺灣逝世,享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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