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

　　導語：王勃的文學革新步伐領先于陳子昂,并為陳子昂的變革起到了一定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對于唐代文學的變革,人們普遍把第一份功勞記在陳子昂的名下,而“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常常被視為陳子昂的對立面,多遭排拒之意。南宋劉克莊(1187―1269)在《詩話前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中說:“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于黃初、建安矣。”從創(chuàng)作實踐上看,這種說法是有一些道理。如果從文學觀念上看,則實不其然。王勃與陳子昂的文學觀念極其相似,甚至可以說同出一轍。本文就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做進一步的探討,祈教于方家。

　　一、文學史對唐代文學革新的普遍認識

　　唐代是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博大雄渾、剛健質樸的盛唐文風與唐代強大的國力相表里。唐代文學經過眾多作家們的努力,才一步一步走向“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的。唐代文學走向繁榮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強烈的革新精神。在一個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文學群體中,人們總愛把陳子昂看作是唐代文學改革的先驅。這種觀念占有主導地位,長期左右著人們對唐代文學史的認識。

　　一種文學史觀的形成,除了憑借一定的歷史事實之外,更主要的是文學史家們的認識對它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陳子昂作為唐代文學革新的先驅,很大程度上是當時及后世一些評論家們的觀念對文學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推崇陳子昂的人很多,如李華《蕭穎士文集序》說:“君以為……今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全唐文》三一五)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溯頹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同上四四三)梁肅補闕《李君(翰)前集序》:“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同上五一八)前三種唐人文集序都述及陳子昂在文學變革方面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但這并不足以產生統(tǒng)攝文學史觀的強大慣性,真正使這一觀念為人所知的是文學史上的大家。如韓愈《薦士詩》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宋代歐陽修也說:“唐興,文章承徐庾余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愈和歐陽修,以其在唐宋文學界的突出地位,對后世的文學史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從創(chuàng)作成果來看,陳子昂在改變唐代文風方面確實做出很大的貢獻,他以“復古”為創(chuàng)新,力倡“漢魏風骨”。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提倡五言古詩和古代散文,文風古樸,少藻飾,罕用典,具有雄辯之氣勢。高步瀛先生云:“氣體樸厚,語意摯,猶存西漢風格。”(《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一)但就文學觀念來看,他和王勃確實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極力主張改革初唐以來奢靡浮華的文風。文學史家對陳子昂的文學革新觀念常常大加贊賞,而對王勃的文學革新思想未嘗給予充分的肯定。

　　二、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

　　王勃對于初唐以來所彌漫的六朝文風的不滿,與陳子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初唐文壇所具有的徹底的批判精神,毫不遜色于陳子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說:

　　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宗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圃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止周陳之禍。于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有逆于時;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壞矣。

　　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具體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對六朝以來日漸昌熾的驕奢淫逸、綺麗靡弱文風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不滿,他對初唐文壇的批判態(tài)度旗幟鮮明。“天下之文,靡不壞矣。”這句話是王勃對當時文學現(xiàn)狀的基本評判,充分反映出當時文學的沉淪和墮落已經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一個“壞”的文學必將激勵王勃為“好”的文學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事實上這既顯示了王勃對“壞”文學改革的愿望,同時也暗示了他對“好”文學的期待與創(chuàng)建。陳子昂在《與東方公書》中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初唐文學的看法,他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道弊”五百年的文章已經宣告它必然是“壞”的,這種“壞”的程度和范圍雖然我們無法準確估計,但它與前邊王勃所陳述的“天下之文”的腐朽是十分接近,甚至可以說是大體相同。從語氣上看,王勃用了一個雙重否定句“靡不壞矣”,可以說他比陳子昂一個肯定句更有殺傷力,由此我們似乎覺得王勃對文學改革的態(tài)度比陳子昂還要堅決和果斷,他敢于直面慘淡的文學,批判得十分干脆徹底。另一方面對漢代文學的推崇和儒家思想的向往,使王勃在否定“壞”文學的同時,提出“好”文學的基本標準。王勃所言的“潛夫昌言之論”,實是指東漢末年的王符和仲長統(tǒng)的著作,他們批判和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有感而發(fā)。“周公孔氏之教”同時表達了王勃對儒家文藝思想的汲取和強化,希望用儒家精神重建一個重內容、重風雅、符合時代審美要求的新文學、好文學。陳子昂對“道弊”的文章也提出了改革的標準,他說:“漢魏風骨,晉宋英傳。……思故人�？诌婂灶j靡,風雅之作,以耿耿也。”他明確把“漢魏風骨”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這一點比王勃更為直截了當。如果我們以文獻為依據(jù),對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進行辨析的話,王勃對“壞”的文學的批判程度似有過于陳子昂之處,但在建立一個“好”文學的目標上,雖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口號沒有陳子昂清晰響亮,至少不如陳子昂具體,這也使王勃在建立“好”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上,成績沒有陳子昂突出和顯著,致使一部分人誤以為他在唐代文學的改革上不如陳子昂激進。

　　三、王勃文學革新觀念的歷史貢獻

　　盡管王勃的文學改革目標和口號不是特別明晰,但我們還是通過他的《上吏部裴侍郎啟》揣摩到他的思想動向。“潛夫昌言之論”雖不能完全等同于“漢魏風骨”,但是至少可以推定他是推崇兩漢文學的,推崇有社會現(xiàn)實內容和剛健清新的文學作品。王勃對初唐文壇所充斥的綺麗柔靡文風滿懷憤慨,他的文學觀念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革新意識。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與當時上層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官僚文人主動地拉開了距離,表現(xiàn)出迥異于時人的審美取向。

　　王勃在詩文的形式方面講究聲律,他與同樣講究聲律的沈 期、宋之問有某些相同的旨趣。《新唐書・文苑・宋之問傳》說:“魏建安后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 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宗’。”王勃在詩文的聲韻和對偶方面受到當時風氣的影響,在五言律詩的定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一說:“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正是緣于王勃在唐詩聲律方面的突出表現(xiàn),使他染上六朝遺風,帶上了守舊的色彩,與陳子昂所倡導的古體詩和古代散文似乎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受到一些文學史家的駁議。清代的劉熙載即持此觀點。他說:“唐初四子治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詩概》)事實上王勃雖然在五言詩、駢文方面非常講究聲律,但他對七言古詩的創(chuàng)作,“可謂獨步”(明張遜業(yè)《校正王勃集序》)。由此看來,王勃在古體詩的寫作上也是不甘心謙讓陳子昂的。

　　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反映在創(chuàng)作上,主要有兩方面的貢獻。其一在內容上,王勃極大地開拓了文學題材,他把目光從宮廷移到江山,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使自己的詩文從“宮體”、“艷情”的圈子里跳出來,擴大了詩篇的內容,加強了作品的思想性,開始面對各種社會問題,書寫自己的情思。其二在風格上,王勃表現(xiàn)出雄渾剛健的格調。王勃曾對龍朔(661―664)初年的文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yè)。

　　王勃的文學觀念中,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對初唐龍朔文壇“思革其弊”,他要把“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靡弱文風一掃而盡。他的文學革新觀念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剛健宏博的氣格。楊炯對王勃的文學改革的成就作了這樣的說明:“長風一振,眾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辭林增峻,反諸宏博,君(指王勃)之力焉。”

　　縱觀唐代的文學革新運動,人們把贊賞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陳子昂。事實上,王勃所做出的貢獻同樣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王勃的文學革新步伐領先于陳子昂,并為陳子昂的變革起到了一定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他們二人在文學革新方面思想大體一致,他們都為“盛唐氣象”的到來建立了不朽功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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