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感想

　　公元11世紀后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chuàng)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20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xiàn)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基于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辯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絳和呂公著的宣揚(后來除了韓絳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為江寧府知府，6個月后調他為翰林學士，已有了御前顧問的姿態(tài)。一年之后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為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復契丹和西夏占領的國土(其實其占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事國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說他“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实壑�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滿朝重臣的反對。以后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絳、呂惠卿等，茲后被稱為“熙豐小人”(熙寧與元豐都是趙頊的年號)。1074年皇帝迫于眾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jié)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繼任皇帝哲宗趙煦實足的年齡9歲不到，他未成年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廟號宣仁圣烈)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著，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墒�8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親政，他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不僅重用改革派，并且奪司馬光謚，又重修“神宗實錄”，以便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稱為“元礻右黨人”(元礻右是哲宗于太后聽政時期的年號)。

　　公元1100年趙煦去世時無子嗣，皇位由神宗第11子接替，此人趙佶，即是后來被金人俘虜死在五國城的宋徽宗。他早有“輕佻”之名，作皇帝確非所長。他在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也都身后復官。可是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師居要職。他們也可算得幸臣兼改革派。章 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則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這時候徽宗趙佶也說“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權要以“紹述”的名義，恢復了一些25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120人列為“元礻右奸黨”，以后更擴大其名單為309人，鐫石于全國州縣，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之外的第三個圣人。

　　于是“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這還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沒有放棄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爭執(zhí)。最近何湘妃發(fā)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趙構朝又在修改“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也還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900年后我們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tài)讀歷史，已無從確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時也無此必要。如章和蔡京確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諛幸，但是“宋史”把他們兩人一體列入“奸臣傳”里，又未免太簡化歷史，并且蘇洵斥王安石等“囚首喪面”以論詩書，宣仁圣烈高后在《續(xù)資治通鑒》里被贊揚為“女中堯舜”，也都是一面之辭，只能融合中國傳統(tǒng)以粗淺的道德觀念批評歷史人物的辦法，這中間只有至善及極惡。我們如被這些觀念蒙蔽就容易忽視我們自身讀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xiàn)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zhí)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和這問題有密切關系而待澄清的，則是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通常被解釋為“封建社會”，但這與宋朝的情形就似有出入了。封建著重地方分權�；适抑回煶芍T候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處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國的傳統(tǒng)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官僚主義”(bureaucratism)，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征。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fā)覺這種體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于瑣碎，在傳統(tǒng)的交通通信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產，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當。至于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為難的問題。于是只有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yè)，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國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的費用，于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和對人謙讓(mrtral deference)。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為官僚集團成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歷史的根據(jù)�？v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體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禪，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保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可是北宋開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fā)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為一個朝代國家，在中國歷史里最富于競爭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銀絹和緡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于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賬根據(jù)五代十國間的數(shù)目字，比一般的將稅率提高，同時政府大規(guī)模的開礦鑄錢，更使其數(shù)目字無法固定，也違反上述簡單均一的原則。

　　綜合這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11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xiàn)代化”的壓力。前面也已經說過，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帳篷已經有“好幾萬段”在庫房里霉爛�！端问贰肥池浿居痔岢錾褡谮w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32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為20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yè)方式管理處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yè)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fā)展成熟，因之能對政府的財政經理和軍需工業(yè)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xiàn)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那么王安石豈不是獨具只眼，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為什么他事實上會遇到這么多的阻折?

　　在重復這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所謂現(xiàn)代化，以商業(yè)的方式管理，或者說是推行金融經濟，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簡言之，則是先要承認私人財產權之堅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內才有能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shù)。這說來容易，可是實行起來等于推行一種新的宗教思想，因為所牽涉的不僅是千萬人的生活，而是他們生活的宗旨。以西歐言，則經過宗教革命、政教分離才能達到這目的。次之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不僅司法要獨立，而且民法也徹底展開，諸凡婚姻、遺傳、負債，簽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產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處置，不僅法律的條文具在，而且與民間生活習慣也不發(fā)生軒輊。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shù)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層機構，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追問他荊國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貞忠謀國，已先可斷言他的籌劃不合實際了。

　　仔細參考《宋史》里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著手。“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間征發(fā)的義務差役，可是鄉(xiāng)民無錢，也等于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發(fā)業(yè)務，以致執(zhí)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為神宗親自譴責。“青苗錢”以常平糴本1400萬作本錢，等于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shù)交給若干農民，也不問他們愿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后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zhí)行時，若干縣份被指摘并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新法內的“保甲”及“保馬”又反其道而行，科徭役于納稅人，而以集體負責(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

　　說到這里我們也可以再索問：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為什么王安石這一“問題”會在3個皇帝兩個太皇太后之間醞釀得這么久?原始的資料不能供給解答。我們只能據(jù)理猜想：當時人沒有我們眼光之縱深，卻也沒有我們這種宿命論(fatalist)的看法，會認為當日新法必不行。11世紀環(huán)境的壓力，已經逼著他們找出路。同時新法中有些項目，要是根據(jù)各地特殊情形有選擇的謹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虛枉。王安石的傳記里說他在見神宗前，曾為鄞縣(寧波)縣令，就曾試行過青苗錢，最低限度在短期間內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熱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從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變宗旨，也確是權臣擴張勢力扶植私人的機會�？墒俏覀內圆划斖�記，在中國官僚主義的體系內，政府局部的經商，通常沒有好結果的。王莽、桑弘羊、韋堅和劉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兩方面的距離都相去過遠。

　　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后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采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制，與他個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這種反感見諸文字。

　　涉獵于大歷史，我們也覺得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900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xiàn)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于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比，前后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geopolitics)之重要。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land mass)的產物。其政治體系既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shù)民族，就只能注重數(shù)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yè)性的組織。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歷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話，則我們這樣一個大歷史的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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