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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戰(zhàn)爭詩的主題類型及其情感特質
戰(zhàn)爭詩是《詩經》極具典范意義的詩歌類型之一，它以描寫周人的戰(zhàn)爭生活和抒發(fā)因此而生發(fā)的情感體驗為主。
文學作品的各種激情基本上是由作品的題材和主題造成的。”其實，不僅僅是文學作品的激情源自于作品的題材和主題，換言之，文學作品的主題是形成其情感特質的基本元素和美學品格的源泉。“藝術地反映生活的原則包含著作品的主題與題材的相互關系。”因而，主題與題材的交叉性、復合型往往形成了文學作品主題的繁復性和多重性。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而且在文學題材方面開創(chuàng)了多種文學主題，澤被后世文學，源遠流長。如農耕、婚戀、戰(zhàn)爭、徭役、宴饗、祭祀等等，都是《詩經》所創(chuàng)的題材。而其中以戰(zhàn)爭為題材的詩歌不僅影響了中國后世戰(zhàn)爭題材詩歌的創(chuàng)作，由其開創(chuàng)的與戰(zhàn)爭相關的主題，成為后世戰(zhàn)爭詩歌創(chuàng)作的典范。
所謂戰(zhàn)爭詩特指以戰(zhàn)爭事件為題材，描寫戰(zhàn)爭場面或圍繞戰(zhàn)爭而展開敘寫的詩歌。同時，從另一個側面描寫征人思婦之愁，寫戰(zhàn)爭帶給人民的悲慘生活，抒發(fā)對戰(zhàn)爭怨恨的詩歌也應該包括在戰(zhàn)爭詩之內。眾所周知，戰(zhàn)爭作為一種重大的軍事行為，有著強烈的政治意義，故而在戰(zhàn)爭詩中表現(xiàn)出明顯的政治思想，因此，戰(zhàn)爭詩又可稱為武勛詩。
《詩經》時代，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周人定居的生活模式。“其民尤有先王之風，好稼穡，植五谷。”(《史記·貨殖列傳》)農耕文明培養(yǎng)了周人安土重遷的民族品格，如《漢書·元帝紀》所言“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農耕的天性培育了周人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情感意蘊，古老的農業(yè)生活培養(yǎng)了他們遵守農時和熱愛田園的心理習慣，也培養(yǎng)了他們對大地的深厚情感。“農業(yè)的發(fā)展，一方面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脫了依賴自然采集和漁獵的謀生方式，有了更為可靠的食物來源，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因采集和漁獵不得不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邊民族的定居農耕文化。從而也很早就培養(yǎng)了中國人那種根植于農業(yè)生產的安土重遷、勤勞守成的濃重的鄉(xiāng)土情蘊。”的確，正是這種根植于農耕的生活，使得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與故土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熱愛家園，不事擴張;他們重視親情倫理，不愿冒險;他們熱愛和平，依戀故土。
基于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周人一方面將“萬里行王事”的戰(zhàn)爭視為神圣的使命，緣于宗族倫理意識和社會倫理道德去參戰(zhàn)，不僅是責任，也是無上榮光之事。另一方面，遠離家鄉(xiāng)的痛苦時時摧裂著征人的心，故鄉(xiāng)親人的召喚縈繞在心頭，將士們遠去的背影永遠是閨中妻子夢中依稀的影子。這三者共同構成了《詩經》戰(zhàn)爭詩主題的主旋律，從而形成了以體驗神圣使命感為核心的愛國主題，以凸顯出征將士情感的懷鄉(xiāng)主題，以表現(xiàn)閨中思婦情感的閨怨主題這三大主題類型，圍繞這三大主題，詩人表達著他們有關家國、民族、人生、生命的思考，折射出周人樸素的情感體驗。
一、愛國主題
愛國主題的形成與憂患意識關系極為密切，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愛國主題亦是中國文學最基本的文學主題。品讀《詩經》305篇，最能使人壯懷激烈、豪情倍增者莫過于戰(zhàn)爭詩，其中如《大雅·江漢》、《大雅·常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豳風·破斧》、《邶風·擊鼓》、《秦風·小戎》、《秦風·無衣》等詩歌中充盈的愛國激情，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成為激勵著后世無數(shù)英雄的精神動力，這些詩篇奏出是中國詩壇上最強健的音調。
《小雅·出車》、《小雅·采薇》是《詩經》愛國主題的典范，是以周代將士的鮮血和生命譜寫出的動人詩篇。史載周朝自厲王之后，王室漸衰，北方玁狁部族，便乘機騷擾中原地區(qū)。至周宣王時，周朝與玁狁之戰(zhàn)時有發(fā)生。這兩首詩都是以反映周室與獫狁的戰(zhàn)爭事件為內容，詩歌表現(xiàn)出詩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也是形成《詩經》愛國主題的重要元素，同時也是構成中國悲情文學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深情的重要內容。呂思勉先生指出：“四夷之為中國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對于朔方，遂有一種恐懼心，以為敵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
《小雅·出車》是一首描寫周室軍隊出征與凱旋情景的詩歌，著重贊美南仲率眾征伐玁狁而大獲全勝的事跡。詩首章奠定了其愛國主題的基調：“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仆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首章總起，以將帥口吻，極言王事危急，急如星火班的緊急備戰(zhàn)情景，突出將士們的聲威，彰顯豪邁的士氣。第二章在敘寫兵強馬壯、旗幟飄揚的牧郊壯景。既表現(xiàn)威武之師的雄姿，又描寫普通士兵“憂心悄悄，仆夫況瘁”的憂患意識。第三章，作者多次轉換視角，先首先軍容之盛：“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次寫將帥的鎮(zhèn)定自若：“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最后筆鋒直接轉至士兵們獲勝后歡呼的情景：“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至此，詩歌的愛國主題已鮮明而突出。而第四章轉向個體士兵的心懷傾訴，從歸途所見之景與所思寫起：“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涂”，雖然表現(xiàn)出由今昔對比而產生的一絲哀怨，但詩章的主旨卻在“王事多難，不遑啟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很顯然，簡書之命勝過一切，《毛傳》解釋“簡書”言：“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此章補充了前三章將士們意氣風發(fā)的原因，進一步突出了詩歌的愛國主題。五章敘述角度又一轉，以閨中妻子之口，反復贊嘆威名赫赫的南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中雖然流露出閨怨之情，但其中心的命意，則是凸顯愛國之情。如此寫法，既避免了重復，又把主題表達得淋漓盡致。正如王夫之《詩繹》所言：“······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證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次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趨緊人情之極至者也。”此評可謂精確。而末章又從正面著筆寫征人歸途實景，“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其祁。”以華美的語言描寫物色的濃艷和植物的繁茂，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和勃勃生機，一股豪邁昂揚之情溢于言表。而詩人懷抱的那一份忠厚之心，愛國之情，令人頓生崇敬之意，千載之下，依然動人心魄!
《小雅·采薇》一至五章從多角度、多層面描寫戰(zhàn)爭的緊張、士氣的高漲、武器的精良等，展示將士的愛國情感，但是第六章筆鋒一轉，抒寫久戍得歸的士兵的復雜心情，“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似尤有深意，詩人心中深層次的憂患究竟幾人知曉?他們哀傷的定然不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國家的危難才是縈繞在他們心頭的憂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走進詩人的內心深處，方能讀懂詩人更深沉的情懷，那些所謂厭戰(zhàn)、愁苦之說也不過是隔靴搔癢而已，如此解讀只是停留在詩歌語言的層面，并沒有真正體會詩人內心深處的情感思想，實不可取。而“這些士兵們非但未被勝利的喜悅所激動，反而深味著空虛與悲涼。”也許這里有“近鄉(xiāng)情更怯”(宋之問《渡漢水》)的擔憂，也有前途未卜的惶恐，但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對國家命運的憂患，這才是詩歌主題的主旋律。與《采薇》主題相同的還有《邶風·擊鼓》、《秦風·小戎》、《小雅·出車》等詩歌。
而《大雅·江漢》、《常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豳風·破斧》、《秦風·無衣》等詩篇則以直接彰顯軍威、贊美士氣作為詩歌的核心，意在表現(xiàn)出征將士們的雄健、威武和豪邁之情，與上述詩歌在格調上雖有不同，但在表現(xiàn)愛國主題方面并無二致。
《詩經》中的這些反映戰(zhàn)爭主題的詩篇，可稱為唐代邊塞詩的鼻祖。其中蘊含的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感使詩歌獲得了較高的文學價值，或細膩委婉，或激昂慷慨，打動著千百萬讀者的心弦，成為中國后世文學的典范!
二、懷鄉(xiāng)主題
基于周代特殊的文化思想，在《詩經》戰(zhàn)爭詩中表現(xiàn)出明顯的懷鄉(xiāng)主題。在《詩經》戰(zhàn)爭詩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周人主動出擊的戰(zhàn)爭事件，而多數(shù)戰(zhàn)爭的發(fā)生則是迫不得已。在周人的價值觀中，任何目的的戰(zhàn)爭無疑是對家園的極大破壞。每一次的出征都使他們遠離故鄉(xiāng)親人，每一場戰(zhàn)爭都帶給親人殘酷的傷害。無論在戰(zhàn)場還是在歸途，鄉(xiāng)愁總是縈繞在士兵們的心頭，難以拂去。因此，懷歸主題的反復呈現(xiàn)內具有很強的民族文化心理意義，也表現(xiàn)出深層次的家園意識。
懷鄉(xiāng)主題表現(xiàn)最突出的當首推《豳風·東山》，根據(jù)《毛詩序》的闡釋，這是抒寫一位跟從“《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的征夫之情的詩篇，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較早集中表現(xiàn)懷歸主題的詩篇，久戍得歸踏上歸途的詩人并沒有表現(xiàn)出生還的喜悅，而是反復抒發(fā)對妻子的深深懷念之情，不勝凄婉與溫柔之美。詩每一章皆以“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四句起興，蒙蒙的細雨與綿綿的情思相融合，為詩人歸來的心境營造了一個凄苦而悲愴的環(huán)境氛圍，為詩人情感的抒發(fā)奠定了濃郁的感傷基調，王照圓《詩說》言：“《東山》詩，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蓋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際，最難為懷”。詩中回憶新婚妻子美麗的形象與新婚生活的幸福甜蜜，感嘆歸途的路程遙遠，追憶軍旅生涯的艱難困苦，懸想家中現(xiàn)在的情景以及妻子的容貌，這一切情思感傷卻富有濃濃的溫情，語言清麗而情思悱惻，牛運震《詩志》言此詩曰：“一篇悲喜離合，都從室家男女生情。開端‘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隱然動勞人久曠之感;后文‘婦嘆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至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東征之士，誰無父母?豈鮮兄弟?而夫婦艷情之私尤所繾切。此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只從三軍肺腑，捫攄一過，而溫摯婉惻，感激動人。”詩中鄉(xiāng)思懷歸之情如一股涓涓細流，從詩人的心田流出，流過千百年來多少游子的心靈，激蕩起層層漣漪，中唐詩人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中“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xiāng)”的詩句不正是《東山》詩人思鄉(xiāng)情感遙遠的回響么!故鄉(xiāng)的山水、故鄉(xiāng)的親人，永遠在征人回首時的盈盈淚光里。
農業(yè)生產最重要的特點是順應自然，遵循農時，重視農時是農耕的根本，而不違農時也是周統(tǒng)治者的治國原則。“因此，《東山》中抒情主人公由行役逾時而產生強烈的懷歸之情，其中滲透著民族心理，具有普遍的審美意義。”詩中描寫的荒涼景象，使詩人感物傷懷，懷歸之情油然而生。
《小雅·采薇》的另一主題與《東山》有異曲同工之妙。詩歌從薇菜的生長過程起興，“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這些詩句共同指向一個抒情主題即深深的思鄉(xiāng)之情，尤其末章將主人公的懷歸之情推向一個高潮：“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踏上歸途的詩人沒有回憶曾經美好的生活，也沒有過多的回想戰(zhàn)爭的艱苦，更沒有想象今后生活的情景，而只有濃濃的哀傷積壓在心中，無法言說也無法說出，戰(zhàn)爭給出征將士帶來的心理災難比實際的苦難更多也更為深遠。讀此詩，一位經久沙場之苦卻得歸的征人形象躍然紙上，也使讀者感受到戰(zhàn)爭帶給普通民眾的災難和痛苦。當然，征途的遙遠，出征時間之長久，也使詩人產生厭戰(zhàn)情緒而懷鄉(xiāng)思歸的癥結所在。在《東山》中，詩人反復感嘆“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與《采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極言心之憂，更言征之久。其實，《東山》、《采薇》的主題意義還在于：戰(zhàn)爭不僅僅使家園荒蕪，甚至抹殺了個體生命的意義;戰(zhàn)爭不僅僅使國家遭受災難，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厄。
《邶風·擊鼓》中，詩人被迫參加伐鄭，“不我以歸”的痛苦使詩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憂傷。而“于磋闊兮，不我活兮!于磋詢兮，不我信兮”的怒號是發(fā)自征人內心深處的聲音。方玉潤《詩經原始》中的解釋：“然細玩詩意，乃戍卒磋怨之辭，非軍行勞苦之詩······久而不歸，故至嗟怨，發(fā)為詩歌。始序南行之故，繼寫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憶室家敘別之盟。言此行雖遠而苦，然不久當歸，尚堪與子共期偕老，以樂承平。不以諸軍悉回，我獨久戍不歸。······今竟不能生還也。”’詩中沉潛著的濃濃憂傷，讀之令人低回無限!“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深情之言成為千古情語之典范。姜亞林在其博士論文《詩經戰(zhàn)爭詩研究》一文中指出“出征時幸福的場景以及當時的誓言都成為永恒，定格在出征將士的心中。”可謂中的之解。
無論在“楊柳依依”的春日，還是在“雨雪霏霏”的秋天，無論在“一月三捷”的沙場，還是在“行道遲遲”的歸途中，詩人心中拂不去的是那深沉的懷歸與思鄉(xiāng)之情，使戰(zhàn)爭詩蒙上了一層淡淡的憂傷和一縷暖暖的溫情。戰(zhàn)爭詩這一懷歸主題在后世的戰(zhàn)爭文學中不斷復現(xiàn)，成了中國戰(zhàn)爭文學永恒的主題。
三、閨怨主題
“三百篇，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而《詩經》戰(zhàn)爭詩閨中思婦之嘆則顯得格外溫婉哀傷�！栋谆⑼ㄕ鞣ァ吩疲�“古者師出不逾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yǎng)。人者，天之貴物也。逾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外有征夫，內有怨女，自古而然，然惟《詩經》表現(xiàn)得尤為貼近人心而已。較之《詩經》，唐人高適“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王昌齡之“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等詩句雖寫得精致工整卻多了文人的色彩，與《詩經》之戰(zhàn)爭詩相比，讀起來在情感的體驗上似乎有點淡淡的陌生感。
《詩經》中與戰(zhàn)爭題材相關的詩歌在表現(xiàn)閨怨主題時，有對面著筆和正面抒寫兩種表達方式。所謂對面著筆即是從對方落墨，詩人懸想閨中妻子思念丈夫的情狀來表達相思之苦，詩人用此法將閨中思婦憂傷而細膩的心曲一一展現(xiàn)出來�！缎⊙�·出車》中，詩人采用對面著筆法，在外之久的詩人焦慮的不是自己艱苦的處境，而是閨中妻子對自己處境的焦心，所以，詩人為之悄然動容，神馳千里，不言自己如何思念之苦，而是直寫“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這幾句刻畫了一位憂心忡忡的思婦形象，詩從彼岸飛來，使詩歌呈現(xiàn)出濃郁的閨怨主題。無獨有偶，《豳風·東山》之“鶴鳴于侄，婦嘆于室。灑掃彎窒，我征聿至”的情感模式與《小雅·出車》有異曲同工之妙，詩歌在妻子溫情的思念中突出閨怨主題，尤能動人。這種曲盡人情之妙的抒情手法，不僅使詩歌情感細膩溫婉，而且給讀者以更廣闊的想象空間和更多的回味，也使詩歌獲得了更高的藝術成就。同時，在這種不勝溫情中也淡化了詩人因戰(zhàn)爭而產生的強烈的怨恨，或者，當詩人意識到詩歌關涉的是在關于王事的戰(zhàn)爭事件，所以，刻意將個人的怨恨作此轉化而淡化，這其實也是消解個體痛苦的一種曲折之法，但這樣的消解方式卻加深了詩歌的悲劇意味，溫潤和雅的語言下沉潛著深層次的人生悲劇，這正是《詩經》戰(zhàn)爭詩閨怨主題獨特的情感特質，它賦予了《詩經》戰(zhàn)爭詩悲劇的意蘊，此類作品也可歸入所謂“悲劇性的作品”，有學者把《詩經》的悲劇性作品在其風格方面稱為“和雅之悲”，堪為獨見。“《詩經》悲劇性作品早在兩千多年前把悲劇沖突放在心靈層次上展開，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精神比較成熟的表現(xiàn)。從《詩經》開始，中國的悲劇觀念主要就顯示出這種內悲外和的特色，也即是所謂的‘和雅之悲’。”這種對面著筆的手法使詩歌收到了由此及彼，以一當十的藝術效果，對后世詩歌的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唐代詩人王昌齡的《青樓曲》：“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
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漫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余騎，夫婿朝回初拜侯。”這首詩在構思上顯然受《詩經》之沾溉，其獲得的藝術震撼力亦源于此。
誠然，較之于對面著筆法，正面的抒情似乎少了些許的含蓄，但又不失酣暢淋漓之氣�！缎l(wèi)風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zhí)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詩歌代思婦立言，表達了一位思婦對其夫隨周王東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一首思婦懷人之作，“此詩室家之怨切矣”。朱熹《詩集傳》曰：“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做是詩，言其君子之才美如是，今方執(zhí)殳而為王前驅也。”詩歌從正面著筆，以層層遞進的手法，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主人公對丈夫的深情思念。詩歌以細膩的筆調展示出思婦微妙的內心情感世界，表達了閨中妻子對丈夫的忠貞情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這顯然是夸夫之言，當然此詩的夸夫與《陌上�！分辛_敷的夸夫不盡相同，羅敷夸夫意在突出夫婿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傲使君，而《伯兮》中女主人公的夸夫是為了表達深沉的相思，思婦心中的丈夫是一位“洵美且武”(鄭風叔于田》)的英雄，詩句中掩不住女子對丈夫的一往情深，和以夫為榮的無比驕傲，卻也抑不住思婦內心的孤獨和憂傷，一位“玉容寂寞淚闌干”(白居易《長恨歌》)的思婦形象躍然紙上，以丈夫形象之美顯示自己思念之深，可謂語麗而情悲，讀之令人為之動容。“自伯之東，首如飛蓬”的詩句另翻一層情思，“以自己形象之‘丑’，顯示思念之苦”，通過思婦鮮明的外在形象凸現(xiàn)了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也審足了閨怨主題。從詩歌的格調而言，這首詩在表達感情方面遠遠超出《詩經》“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中和”原則，而把思婦之情表達的強烈夸張。其實，她的這種情感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也使詩歌主題富有了更有強烈的共性，“宛然閨閣中語，漢魏詩多襲此調”，因而后世思婦之作，常踵其武，常用其法，如魏國徐干《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晉樂府詩《清商曲辭攀楊枝》：“自從別君來，不復著綾羅。畫眉不注口，施朱當奈何。”唐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唐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寶鏡為誰明?思君如隴水，長聞嗚咽聲。”唐陳叔達《自君之出矣》(其二)：“自君之出矣，明鏡罷紅妝。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千行。”等等，模擬之作，不勝枚舉，從“自伯之東”化出的“自君之出矣”幾乎成了表達同類閨怨主題的基本模式。
《秦風·小戎》的主題亦如此。詩歌從閨中妻子的角度抒發(fā)對君子的相思之情：“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芍^一唱三嘆，極盡人情之妙!詩歌每一章的前三句則分別描述了華美的戰(zhàn)車、雄健的戰(zhàn)馬和精良的武器，而這些恰恰襯托出征人勇武偉岸的氣概，這與《伯兮》中思婦對征夫的描寫如出一轍，有所不同的是，此詩在藝術上獲得了更高的成就，詩歌既表達出思婦纏綿溫柔之情，也凸顯征人“溫其如玉”、“秩秩德音”的品德之美。全詩格調剛柔結合，感情怨悱相宜，色彩濃淡相間，卻使意蘊深沉醇厚。故牛運震《詩志》云：“敘典制，斷連整錯有法，骨方神園。”“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參一二三情思語，便覺通體靈動。極鋪張?zhí)�，純是一片摹想也�?rdquo;其語言清麗，其情感憂傷，純然是一片閨中思婦濃濃的情思，極纏綿，極溫柔，極盡婉曲哀怨之情。
總之，愛國主題、懷鄉(xiāng)主題和閨怨主題作為《詩經》戰(zhàn)爭詩中出現(xiàn)的三大主題類型，既表現(xiàn)了周人的民族心理，也成為后世戰(zhàn)爭文學永遠的主題。它以其豐富的主題內涵，獨特的情感特質，深厚的文化底蘊，輝煌的藝術成就，為后的世邊塞詩在主題、抒情、審美、精神諸多方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衣被后世，沾溉文學，絕非一代，堪為中國戰(zhàn)爭文學中一顆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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