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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三字經(jīng)》的最早外文譯本
中國的《三字經(jīng)》、《千字文》和《幼學詩》,被稱作中國古代幼童的三本啟蒙讀物。以下是小編分享的關于《三字經(jīng)》的最早外文譯本,歡迎大家閱讀!
《三字經(jīng)》每句三個字,故稱為《三字經(jīng)》,而《千字經(jīng)》每句四個字,《幼學詩》則每句五個字。據(jù)資料表明,外國人十分欣賞《三字經(jīng)》,曾稱它為“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認為它是外國人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道德風俗習慣的入門書,并把它列為學習漢文的識字課本。
清朝道光年間,中國還處于科舉時代,《三字經(jīng)》等三本書曾是中國學童的必讀書。就在這個時候,外國人也對這三本書發(fā)生了興趣。公元1853年(道光15年),英國傳教士卑治文在廣州主編《中國叢報》期間,把這三本書譯成了英文,并介紹到了歐洲。自那以后,歐洲人才讀到了中國的《三字經(jīng)》。在此之前,還有一位美國人也曾把《三字經(jīng)》譯成了英文,并把它介紹到美國。一般人認為,這就是《三字經(jīng)》的最早外文譯本了。
其實,最早的外文譯本并非英文,而是俄文,因為俄國人在此之前就已經(jīng)把《三字經(jīng)》譯成俄文,并介紹到俄國了。
公元1727年(清代雍正五年),中國與俄國簽訂了《恰克圖條約》之后,中俄兩國關系良好,俄國人來華者很多。俄國沙皇彼得陸續(xù)派留學生來北京,在“俄羅斯館”學習漢文。當時“俄羅斯館”采用的課本就是《三字經(jīng)》。這些留學生熟讀《三字經(jīng)》,并對其內容深有體會。有一名叫羅索興的留學生,首先把《三字經(jīng)》譯成俄文。他回到俄國后,在彼得堡開辦“華文館”,正式以《三字經(jīng)》作為教材,從此《三字經(jīng)》開始在俄國傳播。
在羅索興之后,“俄羅斯館”又一名留學生列昂節(jié)夫,又把《三字經(jīng)》譯成俄文。他回國后出任外交部亞洲司文官,并出版他的俄文版《三字經(jīng)》。公元1779年(清乾隆44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將列昂節(jié)夫翻譯的俄文《三字經(jīng)》正式出版發(fā)行,引起了俄國人的注意。當時,《三字經(jīng)》那套封建倫理和道德的說教,正適合俄國的政治氣氛,因而,俄國官方報紙《彼得堡通報》也發(fā)表書評,把《三字經(jīng)》稱為“詩體箴言”,向俄國人推薦。
《三字經(jīng)》已有兩種俄文譯本,可到了1829年(清道光9年)第三種俄文《三字經(jīng)》又出版問世。這是被譽為“俄國漢學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所翻譯的。
把《三字經(jīng)》稱為“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的,正是這位“俄國漢學之父”。他是北京“俄羅斯館”第九班隨班學生的首領,曾在北京居住十四年,對《三字經(jīng)》素有研究,深知《三字經(jīng)》內容豐富及其對社會的重要影響。他的譯本也與前兩本不同,除了補加序言和注釋之外,還排印了漢字原文,書名題為《漢俄對照三字經(jīng)》。
《三字經(jīng)》是中國南宋至清代家喻戶曉的啟蒙讀物,不僅每句三字,而且句句押韻,極易上口。尤其外國人學習漢語時,有通順易達之處。外國人稱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tǒng)緒,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為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道德風俗習慣的入門書,是有理由的。
俾丘林神父的《漢俄對照三字經(jīng)》出版之后,引起了俄國報刊的重視,紛紛評論介紹,有些報刊特別向讀者推薦“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等句,有些則推薦“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等句。有些則用大量篇幅,把“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幾句加以介紹后,還原原本本把“孟母三遷”的故事向讀者介紹。有些報刊還就《三字經(jīng)》的思想內容發(fā)表評論,說它是“東方哲學在歐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深厚樸素,卻令人驚嘆不已”。
《漢俄對照三字經(jīng)》問世之后,在俄國確曾轟動一時。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的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語專業(yè),在課程設置上也把《三字經(jīng)》列為初級讀物。1832年,恰克圖俄國商人創(chuàng)辦的“華文館”,以及1839年俄國駐北京的布道團,在來華前也都采用《三字經(jīng)》作為培訓教材。這本只有一千多漢字的小書,作為一本啟蒙書籍,在俄國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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