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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童年經(jīng)驗中的貧窮元素
老舍出身寒門是個老話題,其童年時期的資料處于基本空白的狀態(tài)。
部分學人認為,老舍平民化的幽默態(tài)度和老舍的出身、經(jīng)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我們力圖解說老舍生涯和老舍藝術時,不能不常常想起這位作家那別一櫸慘淡的‘入之初”。也有文學史表現(xiàn)出類似觀點,黃修己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指出:“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子,北京人。他出身于城市貧民家庭……這個經(jīng)歷使老舍對北京下層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因而能夠成為現(xiàn)代文學中用純熟的北京口語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鐵筆’、‘圣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中亦說明:“老舍……生于北京城的一個貧民家庭,在大雜院里度過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他非常熟悉社會底層的市民生活,喜愛流傳于市井巷里的戲曲和民間說唱藝術,這些閱歷有利于他日后創(chuàng)作的平民化與‘京味’風格的形成。”
對一個作家而言,童年記憶會在創(chuàng)作中留下多種印跡。老舍也是如此,最顯著的例子是他曾分別在1937年的《小人物自述》、1944年的《四世同堂》、1962年的《正紅旗下》三部小說中詳盡描寫了他在小羊圈的生活,對小羊圈和小院里的一切包括每一間房屋的陳設,在作品中都有精確表述。但是,有關老舍童年時期的資料基本空白,幾乎沒有直接文獻史料能夠證明老舍出身窮人。而且,貧窮是個很廣泛的觀念,可以從社會、政治、經(jīng)濟等多個維度進行解析,若把這個元素作為單一概念放置于作家的童年經(jīng)驗中,便很難解釋與之相關的文學的多義性、模糊性以及作家個人體驗的細節(jié)性、豐富性。因此,這個命題中含有很多未解的疑問。
一、老舍童年的經(jīng)濟考察
研究界對于老舍童年經(jīng)驗中的“貧窮”元素一直存在爭議,最典型的有兩種說法。一是“貧窮”說,認為老舍出身寒門,這種童年經(jīng)驗影響了老舍生活中多次抉擇與文學創(chuàng)作中素材選擇、寫作態(tài)度等諸方面,許多文學史也持這種說法。二是“非貧窮說”,認為老舍童年階段居住于下層社會區(qū)域中,對下層社會生活耳濡目染,但自身家庭并非屬貧寒之家,并對籠統(tǒng)的“貧窮說”提出了細節(jié)方面的質疑:一是舒家有祖產(chǎn),有屬于自己的房子與祖墳地。老舍自己也提到“北城外的二三十畝地早巳被前人賣掉,只剩下一畝多,排列著幾個墳頭兒”,而且“父親唯一的無憂無慮的事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二是舒家當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旗人身份使得老舍一家溫飽有靠,并且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老舍父親為人很老實,“可是,誰也不大欺負他,他是帶著腰牌的旗兵啊”。老舍父親死后,老舍的母親馬氏以陣亡旗兵孀婦的身份可以拿到原來“錢糧”的半數(shù),作為撫恤贍養(yǎng)費。而過了一段時間后,長子慶瑞補上了一個“養(yǎng)育兵”的缺,也能每月在衙門里領一兩五的餉銀。三是舒家可以供老舍讀書,接受良好教育,全面成長。四是老舍在師范畢業(yè)后一躍為月薪一百多大洋的中產(chǎn)階級,最終成為一名稿酬不菲的作家。
以上兩種說法對同一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查,產(chǎn)生爭議的癥結在于對貧窮標準厘定的不統(tǒng)一。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將貧窮定義為一種生存狀態(tài),認為貧窮是指人口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huán)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選擇。貧窮這個概念不是平面化、絕對的,而是多層次、相對的,既有普遍的標準又具有特殊的地域性與時效性,時代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活的樣式與標準也不同。在老舍童年階段,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里家庭全年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生活需要的開銷,可以推定其家中的經(jīng)濟狀況屬于城市下層貧窮市民家庭水淮。
此外,還有幾個細節(jié)需要重新厘定。
首先,舒家有私人房產(chǎn),基本滿足自家居住的需要,也曾出租過,但租金極少,不能成為家中的支柱收入。父親陣亡后,他們雖然有旗人的“鐵桿莊稼”,但是這莊稼給的不及時不夠成色,舒馬氏給店鋪伙計或者屠夫漿洗縫補衣服,哥哥沿街叫賣小食品,這樣才能勉強夠他們母子四人糊口。這種狀況使老舍在剛剛懂事起,就知道“愁吃愁喝”了。
其次,老舍能夠得以受教育,是出自劉壽綿的資助。劉壽綿對舒家的幫助主要體現(xiàn)在為老舍“過滿月”與資助上學兩個方面,并沒有對老舍一家的生活進行全方位的“脫貧”幫助。老舍雖然有學上,但是在求學期間,家境依然困于生計。一直到老舍考入師范學校后,才進入到有保障的生活中,因為在師范學校,食宿、教學全部公費,連制服、帽子、大衣、皮鞋和文具,也概由學校發(fā)放。老舍選擇讀師范學校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家境貧困使他沒有經(jīng)濟能力可以與好友羅常培一樣去讀中學讀大學。
再次,老舍非終身窮困潦倒。1918年7月老舍在北京師范學校畢業(yè),被派往位于方家胡同的京師第十七高等及國民小學校當校長,并因工作出色在1920年被選拔為“勸學員”,月薪一百多元。這是一個事情不太多而待遇優(yōu)厚的職務,但是這屬于老舍成年后的生活。
綜上所述,老舍是城市貧民出身,但不是一窮二白的赤貧,他的鄰居、他的親戚和他的朋友也大都在下層貧民社會里生活度日。他從小就親身經(jīng)歷了貧苦生活,又耳濡目染他人的各樣貧苦困境,這種對窮人生活的熟悉與對窮人活法的理解,是讀多少書本都學不到的。這種窮苦出身為老舍帶來了獨一無二的人生體驗,成為他日后創(chuàng)作的豐富素材與底色,也形成了他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對窮人獨特的綜合視角:既揭穿其身上的劣根性,又真心熱愛著他們。
二、老舍童年的貧窮刻度
有研究者依據(jù)老舍童年的生活狀況,將老舍定為“窮人”,從“窮人”的泛義上來解釋老舍的生涯,這樣的歸類是粗疏的。首先,“泛義上的窮人,特別是徹底式的窮人——即德窮、財窮、智窮、文窮的群落,是不會從中誕生出老舍的。老舍的‘旗人’高脈,老舍的基督意識,老舍的求學欲望和從教、從文意趣,都使他大大有別于一般性的窮人。”其次,老舍是一個城市貧民出身的作家,他所經(jīng)歷的生活與農(nóng)村尤其是偏遠農(nóng)村的生活有所不同,具體表現(xiàn)為:生活水準較高、生存機會較多、眼界視野較為寬廣、文化氛圍較濃厚等等。老舍筆下的成功人物形象也多是各種各樣的城市貧民形象,這些形象的性格、文化內蘊等與其他作家筆下的“窮人系列”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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