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曉黃庭堅的人生態(tài)度

　　導語：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是蘇門四學士之一，是唐代非常著名的詩人，對于中國的詩壇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分享的黃庭堅的人生態(tài)度，歡迎閱讀!

　　黃庭堅(1045年-1105年)，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北宋知名詩人，乃江西詩派祖師。書法亦能樹格，為宋四家之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官葉縣尉、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庭堅篤信佛教，亦慕道教，事親頗孝，雖居官，卻自為親洗滌便器，亦為二十四孝之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官葉縣尉、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一，是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著有《山谷詞》。

　　姜夔在《續(xù)書譜》中清醒地認識到了山谷草書與張顛、懷素的不同：“張顛、懷素規(guī)矩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味，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

　　那么這個不同在哪里?與顛張、狂素富于傳奇色彩而十分專一的人生相比，黃庭堅除了超人的文學才華之外，其生活經(jīng)歷完全是倍經(jīng)生活磨難的知識分子的普通生活。除了早年難免的一些倚紅偎翠、聲色放浪的生活，《宋史•黃庭堅傳》記述了他一生升遷流放簡歷外，對他個人的資質(zhì)、人品評論只有這樣幾句話“幼警悟”“性篤孝”;文章詩文因蘇軾的賞識而“聲名始震”。這些評論記述，幾乎可以應用于任何時代信奉儒家正統(tǒng)哲學的知識分子。重要的是，山谷對生活中的種種磨難的態(tài)度，并非我們后人所想象的超然透脫，而是完全的“黏皮帶骨”，認真刻意，步步為營。

　　從生活上看，山谷一生都沒有能夠擺脫經(jīng)濟上的拮據(jù)，且為此憂心忡忡。在中舉之前，山谷曾經(jīng)謀劃過創(chuàng)辦藥店以解決一家人的生計：“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于日中而空甑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饑寒之術也。”(《藥說遺族弟友諒》)在入館職后，山谷也向朋友抱怨：“又眾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答曹茍龍》)

　　貶謫之后，山谷所憂的第一件事是一家人的衣食：“但愧拙于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四十口，得罪以來，勢不可扶攜，皆寓太平州之蕪湖縣，粗營柴米之資，令可卒歲。乃來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樸授抗州鹽官尉，皆臘月闕，可分骨肉相養(yǎng)也。”(《答瀘州安撫王補之》)

　　在去往貶所的路上，也刻刻不忘對家人的各樣叮囑：“三人輪管家事，勿廢規(guī)矩。三學生不要令推病在家(一)，依時節(jié)送飯，及取歸書院常整齪文字，勿借出也。知命且掉下潑藥草，讀書看經(jīng)，求清靜之樂為上。大主簿讀《漢書》必有功矣。十月十四日。押報：諸妳子以下，各小心照管孩見門，莫作炒，切切。”(《謫赴黔州時家書》)

　　這種黏皮帶骨的心性，也體現(xiàn)在對飲酒這一在顛張狂素的書法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的態(tài)度上。山谷少年時曾縱酒，直到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山谷作著名的《發(fā)愿文》云：“愿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jīng)無量劫;一切眾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且與淫欲、食肉共舉，這是一個純粹的宗教式宣言，而不是一個智者對自身觀照達到的覺悟。到了晚年，山谷又自稱戒酒乃是因病而起，“中年畏病不舉酒”(崇寧元年(一一〇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次蘇子瞻和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年)，完全不是一個虔誠禪徒的口吻。

　　山谷的感情生活也頗多磨難，二妻先后的病逝，無疑是對他感情生活的最深打擊，使得他痛戒淫欲。但為了要有子嗣，又必須納妾。山谷的黏皮帶骨的秉性，就是在多種磨難和憂慮中形成。這種生活態(tài)度，或許是黃庭堅的詩學取得其成就的根本原因。山谷詩是用思多于抒情的的創(chuàng)作，是建立在“讀書萬卷始通神”的基礎之上的，要“觀古人用意曲折處學之”，重于用典，也用意于煉字，稱“拾遺句中有眼”“安排一字有神”。這樣的態(tài)度，顯然不會是李白“斗酒詩百篇”般的瀟灑，而只能是黏皮帶骨式的推敲。

　　山谷在心靈中追求他理想的人生，也只能通過對自身的觀照來求其人生境界的澄澈清明。在《黃庭堅評傳》中，黃寶華總結(jié)道：“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倫理問題有著先天不解之緣，從本質(zhì)上說，這是一種道德倫理哲學，這在黃庭堅的思想中表現(xiàn)得也十分典型。綜觀黃庭堅的作品，可以發(fā)現(xiàn)他始終熱切地關注著道德倫理問題，而這種關注又集中在心性問題上。”在晚年流放黔、戎、宜，山谷更多對自身的內(nèi)觀以解脫困苦流落中的煩惱，正是在這心性二字。在心性自證之外，這些艱苦曲折的生活造就的人生態(tài)度或理想追求，都一一在他的書法論，尤其是大草書法的實踐中得到了體現(xiàn)。

　　山谷的學書歷程，多有學者論及，此處不再贅述。而對其書法的理想，山谷多次有不自覺地表達：“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納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jié)拍，人嘆其工，舞罷則雙蕭然矣。”(《書家弟幼安作草后》)

　　然而，除了他黏皮帶骨的生活哲學之外，山谷的另外一個書法理想，也使他永遠不能達到這樣一個“未嘗一事橫于胸中”的心地澄明的境界，“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書增卷后》)

　　俗與不俗，由天性、讀書而發(fā)，一旦著力求之，則歸于自省。而且，山谷對別人對自己書法的批評刻骨銘心，如“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惟錢穆父以為俗”，等等。又每每對自己的進步自矜自喜：“紹圣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支灘，極熱……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若持到淮南，見余故舊，可示之，何如元佑中黃魯直書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研，愛此金屑銑澤，因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shù)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茍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

　　這些記載，都表現(xiàn)出山谷不僅沒有達到“未嘗一事橫于胸中”，卻更多的是“下筆不瀏離，如禪家黏皮帶骨語”，參入強烈的對其人生、書法的不斷觀照。韓愈的《送高閑上人序》卻正好為這么一種并不超脫的藝術精神作了總結(jié)，并以為是旭、素成功的秘訣：“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了對人生各種觀照自省，狂草書法也就“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了。且真正動人的草書，也不能缺乏各樣對世俗的情感、瑣事的觀照。

　　山谷晚年，在酒精的影響下，似乎也偶然有心地澄明的書法體驗，他自己記載了兩次醉后作草書：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元符三年二月己西夜，沐浴罷，連飲數(shù)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鰲山悟道書也。(《李致堯乞書書卷后》，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余嘗重醞一杯，遂至沉醉，視架上有凡子乞書紙，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熱，既作草十數(shù)行，于是耳目聰明，細閱此書，端不可與凡子……山谷老人年六十一，書成頗自喜，似楊少師書耳。(《書自作草后贈曾公卷》，崇寧四年，一一〇五)”“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書成頗自喜”都寫出了微醺下截然不同的書寫狀態(tài)。遺憾的是，這兩件山谷得意書作都沒有流傳下來。

　　在對自然的觀照心得上，也有以下記載。最著名的是元符年間“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又“余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前一則，學界多以為就是對筆法的體悟;后一則，則多是對心境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研究黃庭堅的大草書法，往往將黃庭堅的好禪與懷素的僧人身份聯(lián)系起來。但山谷的“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不過是一個理想，他在書法中自然也不能忘記“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中對禪的智慧的義理的詮釋。這樣，大千人文的萬象之影，被山谷寫到他的書法中時，就多加了他對自身心性的觀照。

　　所以山谷心性的這面鏡子，因其黏皮帶骨的生活態(tài)度，將自然的觀照反射于書法之中，就不再是澄澈了一，而是為他的心性所致的思所主導。而這些執(zhí)念，自然在他的草書書法中一再流出，就是蘇軾說的“以平等觀作欹側(cè)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東坡題跋》)他的大草書，就不再像旭、素那樣無拘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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