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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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卿是個美人，即便放到今天，她依然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說不定更是某個達官貴人之藏嬌亦未可知。我自讀過此書，亦戀過此女，只可惜夢一場。
《石頭記》中迷一樣的人物，實則只有一個——秦可卿，也是此書問世以來，多少人都在猜測的一個人。而對她點評留下記載的文章亦不下千篇，且千篇之幾乎一律——秦可卿這女人是個水性楊花，是風情萬種，是和賈珍、和賈寶玉有性關系的，如此不一而足。但書本上沒有一處真真切切描寫這樣的內容，只能靠每個讀者去理解。
不過，話說回來，秦可卿和公爹賈珍有那么一腿，倒是有人證的，“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里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yǎng)小叔子的養(yǎng)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這可是焦大酒后吐真言�？梢选梆B(yǎng)小叔子的養(yǎng)小叔子”放在賈寶玉和秦可卿身上，就錯了，因為他們是叔侄關系，就如王熙鳳和賈蓉。
而此時賈寶玉才十三歲呀，每一個男人和女人一樣，是要進入青春期的，標志就是女子有初潮，男子首次夢遺。賈寶玉首次夢遺之前，確定不可能和秦可卿有半點不軌之事的，當然更別提和其他女子了。而賈寶玉第一次夢遺恰恰就是在秦可卿的房中發(fā)生的，而且還是給花襲人發(fā)現(xiàn)的呢。警幻教授的云雨之事，實則就是賈寶玉首次夢遺，相信大多數(shù)男人首次夢遺時的夢里都這樣發(fā)生過同樣美妙的劇情，我不諱言自己夢里就是這樣發(fā)生過的。
秦可卿雖說和公爹有那么點不堪，可是我還得說秦可卿人本不錯。為什么呢？這女人確是那個年代能夠獲得公婆認可的，肯定是那個年代的好媳婦，“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shù)娜�，生的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由她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wěn)的。”作為婆婆的婆婆的婆婆如此喜歡她，誰又能說這女人不好呢？尤其是“行事又溫柔和平”，這就是放在今天，也一定是賢妻良母，只不過她遇上了虎狼公爹。尤氏評媳婦則“這么個模樣兒，這么個性情的人兒，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尤氏這樣的女人能嫁給賈珍，應該說是很俊美的，從尤二姐的容貌能想象得尤氏是比較俊美的，可在智商方面也應該說是無用的女人，但是她對兒媳婦的評價，至少是從中國的“三從四德”來點評的，而媳婦和她丈夫的事，應該說她不知道，可面上的事，卻看得很清楚，秦氏做得還真不錯。
為什么現(xiàn)代好事者非得圍著秦可卿那一點點的事進行渲染放大呢？我們不得不就秦氏為人和好事者的心理解釋一下。秦可卿這女人按現(xiàn)代說法，她就是一自認為聰明絕頂之人，實則是一傻大姐。首先她在賈府里也算正牌夫人，可以說有頭有臉，而賈珍是什么人，她的公爹，一個玩弄女人感情的混混。這倆人搞到一起，無事則罷，有事這一輩子都得完蛋。而秦氏想要拒絕這個混混公爹也是有可能的，因為那個時代的男女是“授受不親的”，連面都不易接觸的，所以還是秦氏有半推半就的心理。而且在男女事上，秦氏肯定是想跨出那條紅線的，只是在那個深宅大院里，接觸一個男人也是不容易的。我們不去評秦氏在男女事上的認識和選擇對與錯，但是她在找賈珍這男人肯定是錯的，也許只是她在錯誤的地點碰上錯誤的男人，使得她成為問世以來給所有好事男人一個想象的空間。
而好事者又是什么樣的人呢？這是一群在女人眼中的“有賊心沒賊船膽”的男人。這些人整天想女人都想出病了，會寫點東西就在筆下胡說一通，沒有的事偏在筆下生出一堆。只在翻一翻時下的書籍和網(wǎng)絡，憑空捏造的故事一堆一堆的。不會動筆的呢，就和朋友閑聊之胡吹海侃�！都t樓夢》沒看透，甚至連賈寶玉第一次夢遺的事沒發(fā)生時，怎就猜想秦氏和寶玉之間有性關系呢？而寶玉夢中說出的話不過是因為他在作者筆下是塊不凡的頑石，“日有所想，夜有所夢”罷了。而且秦氏真和寶玉有點什么，她斷然不留寶玉在房中休息的，因為心中有鬼，也是肯定不敢那樣大方讓寶玉去她房中休息的`。
秦可卿在平常生活中，我們還真是找不到讓周圍人不滿意的品行，也許知道的人不敢說出來，唯有焦大那個醉鬼酒后吐了真言，也只能說焦大不懂政治藝術。因為現(xiàn)在的官場上，同事之間基本都是你混我混大家混，實在混不下去了，就在法庭上作證人，不，叫污點證人。君不見否？好多貪官都是在走上法庭了，就有很多平時稱兄道弟的同僚下屬站出來義正詞嚴地檢舉揭發(fā)。
所以說象焦大這樣的人雖有大功，但別想升官，一個字——傻！而秦可卿呢？也傻！
《紅樓夢》主旨
1916年1月，蔡元培撰寫的《石頭記索隱》開始在《小說月報》連載，次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一時坊間熱傳而多次再版，至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蔡元培認為，《石頭記》，也就是《紅樓夢》一書，旨在排滿，是一本宣傳復明滅清之作，并進一步將小說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對號。在他看來：“《石頭記》之為政治小說，絕非牽強附會”。
1921年，胡適發(fā)表了《紅樓夢考證》一文，批評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大笨伯”猜“笨謎”，為此他列舉了大量史料，論證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紅樓夢》是曹雪芹家世自述，進而倡導建立科學研究的新紅學。但是，爭論并未到此結束。1922年，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再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指出研究作者與版本固然重要，但小說中的故事情節(jié)“絕非無考證之價值”。在以蔡元培為首的索隱派看來，新紅學的研究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從而為紅學領域的長期論爭埋下了伏筆。
1972年，臺灣出版了杜世杰的《紅樓夢原理》，后來又出版了增補本的《紅樓夢考釋》，堅持蔡元培的思路并將其發(fā)展，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抄寫存”或“抄寫勤”的諧音。作者應該是吳梅村。吳梅村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心懷亡國之痛，不能補天而深自愧悔，所做之詩多隱史含事，從而符合《紅樓夢》的作者身份。
新世紀以后，以劉心武為影響最大的索隱派在大陸也不絕如縷，其核心也基本是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延伸與發(fā)展，將康雍乾三世的歷史與《紅樓夢》中的情節(jié)、人物進行對比研究，諸如賈寶玉是石頭變的，是假玉，是假傳國玉璽。圍繞寶玉而進行的釵黛之爭，實質是明清之爭。黛玉是明朝的代表，寶釵是清朝的代表。蔣玉菡是明太子，將玉含著也！胡庸醫(yī)亂用虎狼藥，引得寶玉大罵，表面是罵胡庸醫(yī)，其實是罵清政府等等。
是這樣嗎？為了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語言的角度，對《紅樓夢》進行簡略分析。因為，語言是作家的生命線，作家的民族不同，時代不同，小說中所運用的語言自然也不一樣，由此入手而判斷作家的民族與時代，進而分析其所創(chuàng)作的主旨，換言之，判斷《紅樓夢》的主旨是否為復明滅清，應該是一條簡單而清晰的捷徑。
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一部用北京話創(chuàng)作的小說。推溯歷史，北京話歷經(jīng)了唐幽州語、遼金幽燕語、元大都語和清初滿式漢語幾個階段。清雍正中期以后，滿式漢語逐漸消泯，只存痕跡；到了嘉慶、道光時代，這種痕跡基本消失；道光以后，便進入現(xiàn)代范疇的北京話了�！都t樓夢》的語言當然不是現(xiàn)在的北京話，且保留了不少滿式漢語，甚至不少幽燕語的殘余，從而為我們指明了作者的民族與時代的可能，當然也就透泄出作者的創(chuàng)作主旨。
第六回，正是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下來，家中年事未辦，劉姥姥的女婿狗兒心中十分煩惱。劉姥姥勸他到賈府走動走動興許會得到些好處，劉姥姥說：“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響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薄翱闯小笔恰皩Υ薄ⅰ皩Α钡囊馑迹醋杂难嗾Z；“拿大”也是幽燕語，”是“自大”的意思，現(xiàn)在的北京話里間或用之。第八回，寶釵生病了，寶玉前去探望，進入門里見到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寶玉問寶釵：“姐姐可大愈了？”寶釵含笑回答：“已經(jīng)大好了，倒多謝記掛著。”第二十六回，怡紅院里的丫鬟紅玉，丟了一塊手絹，被賈蕓拾到了，紅玉懷疑是自己的，待要去問又不好意思，正在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小丫頭佳蕙走來，問她：“你這一程子心里到底覺怎么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第八回的“大愈”與此回中的“竟”字，也是幽燕語，相當于今之北京話里的“好”與“索性”的意思。
同樣，在《紅樓夢》中也充斥不少滿式漢語。第三回，寶玉問黛玉有沒有玉，黛玉說沒有，寶玉登時發(fā)起癡來，將項下的玉摘下來，狠命摔下去，罵道：“什么稀罕物！”“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當天晚間，黛玉偷偷抹眼淚，襲人勸黛玉不要傷心，說：“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有”是謂語動詞，將謂語動詞放在句末，則是典型的滿式漢語。而在同一回，賈母吃過晚飯后，讓王夫人離開，說：“你們去吧，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連忙起身，帶領鳳姐與李紈離開。賈母問黛玉念得何書，黛玉說：“只剛念了《四書》�！摈煊裼謫柼酱旱冉忝脗冏x什么書，賈母道：“讀得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罷了”源自滿語dabala，相當于“不過……而已”的句式。而這個句式，在第十三回再次出現(xiàn)。在這一回，秦氏故世，賈珍哭得淚人一般，眾人連忙勸慰，說：“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辟Z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所有罷了！”又如，第五十一回，晴雯身體不適，寶玉喚來一個老嬤嬤，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著了些，不是什么大病�！薄袄洹毕喈斢诮裉毂本┤苏f的“著涼”，也就是感冒�！鞍住�，則來自滿語baibi，意謂“僅僅”。寶玉說晴雯的病是“白冷著了些”中的“白”便是此意，意思是晴雯僅僅是感冒了而已。
以上所舉，不過是《紅樓夢》里幽燕語與滿式漢語的少數(shù)之例。常瀛生先生在《北京土話中的滿語》一書中例舉頗多，這里不再贅述�？傊�，《紅樓夢》內出現(xiàn)的幽燕語與滿式漢語，說明《紅樓夢》的作者應是清初之時居于北京的滿族人，而不可能是江南吳梅村一類的漢族人。在清代，滿族是統(tǒng)治民族，作為統(tǒng)治民族的一員，怎么可能創(chuàng)作出反對自己民族，倡言興明滅清的著作呢？這樣的主旨豈非癡人說夢，一如胡適所譏笑的是“大笨伯”猜“笨謎”呢？但是，雖然如此，胡適并沒有駁倒蔡元培，原因在于以胡適為代表的紅學家，注重對《紅樓夢》的版本與曹雪芹的家世進行考證，而不是在《紅樓夢》的文本上下功夫，不進行敘事與語言研究，也就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jù)而讓索隱派無話可說，從而只能流于文字之間的彼此討伐。以蔡元培為首的索隱派嘲笑以胡適之為首的考據(jù)派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原因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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