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
《岳陽樓記》是北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范仲淹的名篇,雖歷經(jīng)千余年洗禮,卻如醇酒般歷久彌香。
岳陽樓為古代四大名樓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而享譽天下。歷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贊美岳陽樓勝景的詩文,使岳陽樓聞名遐邇。唐代大詩人孟浩然《臨洞庭湖》中描寫道:“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鄙鷦拥乇憩F(xiàn)出洞庭湖的浩瀚氣勢,成為千古絕唱。到北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并請好友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從此,岳陽樓更加聲名遠播。
據(jù)說范仲淹并沒有到過岳陽樓,更沒有游覽過洞庭湖,只是憑借友人滕子京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作。這極可能就是《岳陽樓記》沒有步前人后塵,避而不寫岳陽樓轉寫洞庭湖的原因!对狸枠怯洝烦搅藛渭儗懮剿畼怯^的狹隘境界,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寫作背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委婉地規(guī)勸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對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揚態(tài)度的,體現(xiàn)了自己踐行的政治理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蹦敲次覀儾唤骄浚吨傺瓦@一“憂國憂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父親范墉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從吳越王錢歸宋,任成德軍掌書記,不幸的是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謝氏貧困無所依靠,改嫁鄒平縣長山鎮(zhèn)朱文翰,少年范仲淹從朱氏宦游,度過了勤奮力學的艱難時光。范仲淹在鄒平長白山醴泉寺苦讀三年,留下了“斷齏劃粥”的動人故事,千百年來是教育史上膾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長白山苦讀之際,感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遂有游學之舉,來到應天書院讀書,苦讀五年,大通“六經(jīng)”之旨。
青少年時代的范仲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jīng)過十幾年矢志不渝的勤奮苦學,不僅泛通儒家經(jīng)典,增長了閱歷,打下了畢生受益之學問的扎實基礎,而且自覺地磨煉了意志,“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對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范仲淹“憂思深遠”,樹立了“不為良相則為良醫(yī)”的遠大目標,堅持“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的人生信念。這應當是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基礎。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岳陽樓記》描寫“遷客騷人”登上岳陽樓眺望洞庭湖,欣賞到在陰雨天氣和晴朗天氣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抒發(fā)了由此產(chǎn)生的悲喜兩重天的感情。陰雨天氣及晴朗天氣的景象其實也是“遷客騷人”仕宦經(jīng)歷的寫照,或坎坷或順暢,或“感極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兩種覽物之情均為作者所揚棄,他追求的是一種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結合其仕宦生涯來考察,范仲淹為官生涯中四進四退,在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終恪守“進亦憂”、“退亦憂”的憂思情懷。
范仲淹二十七歲進士及第,授廣德軍司理參軍,開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歲時調(diào)任監(jiān)泰州西溪鹽倉,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績?yōu)樾拗春Q摺K氖畾q時被朝廷召為秘閣校理,躋身館職清流,開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賀太后于會慶殿,對于這種“虧君體,損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禮法和趙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為不妥。他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nèi),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后世法!狈吨傺偷闹G諍,惹得劉太后很掃興。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請?zhí)螽斁砗煶钒,還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報,遂自請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簾聽政十年之久的劉太后撒手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為右司諫。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撫江淮災傷,以太平州饑民所食烏昧草進御,乞以此宣示六宮貴戚,以抑奢靡。十二月,發(fā)生了鬧得沸沸揚揚的郭皇后被廢事件。郭皇后本來是劉太后強加給仁宗的,劉太后死后,與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呂夷簡建議仁宗將郭皇后廢黜,范仲淹力諫勸阻,仁宗拒不采納。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廬,又移蘇州。當時蘇州發(fā)大水,災情嚴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導太湖,注之!钡木葹乃こ,回蘇州又賑濟嗷嗷待哺的千萬災民。為實現(xiàn)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顧病體未愈,日夜堅持在抗災第一線。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著風險奏劾專恣弄權、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權宦閻文應,致其被貶,尋死于外。當時宰相呂夷簡重權在握,深受仁宗寵幸,呂夷簡執(zhí)政,官員進退多出其門,免不了以個人好惡、恩怨為標的。論事無所顧忌的范仲淹給仁宗上百官圖,指出官吏進退之權柄應握于人主而不應該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遷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為公,哪些是為私。呂夷簡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幸呂夷簡的仁宗皇帝下達了范仲淹落職知饒州的處分決定。范仲淹吟出一詩:“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潤州、越州。
饒州產(chǎn)鳥嘴茶久已充貢,饒民不堪其擾,范仲淹在饒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貢茶,減輕了人民負擔。據(jù)說他還有另一項奏免已不產(chǎn)銀的德興銀冶場貢課的德政。
慶歷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整飭吏治、改革科舉、興辦學校、注重農(nóng)桑、減輕徭役、整頓武備、推行法制,史稱慶歷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決導致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費這“四冗”為主要特征的財政危機。但慶歷新政施行僅一年,便因觸犯了權貴階層的利益,因而招致強大的阻力。慶歷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徹底失敗,范仲淹被罷參知政事,出知頒州,隨后改知鄧州。
《岳陽樓記》寫于范仲淹知鄧州時期,寫作此文時范仲淹已58歲,相對于其64歲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實是借此文抒寫自己仕宦一生的際遇,對自己仕宦生涯始終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精神的高度總結。孟子宣揚儒家思想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進四退,無論是“窮”是“達”,他“憂國憂民”之心始終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鄉(xiāng)蘇州創(chuàng)辦“義莊”,用自己的俸祿買“義田”千畝,救濟貧窮的族人。
“先憂后樂”的思想,究其淵源,即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孟子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進一步發(fā)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要超越個人的憂樂,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不論外界環(huán)境如何變遷,心中的這份永恒的信念始終不會動搖。歐陽修撰寫的《范公神道碑銘》云:“公少有大節(jié),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笨梢姡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終奉行的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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