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散文內(nèi)容

　　遲子建作品榮獲“魯迅文學獎”“冰心散文獎”“茅盾文學獎”等文學大獎，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國出版，是當代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小編整理了遲子建的散文，供參考！

　　時間怎樣地行走 遲子建

　　墻上的掛鐘，曾是我童年最愛著的一道風景。我對它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拜因為它常夢著時間，我們的作息似乎都受著它的支配。到了指定的時間，我們得起床上學，得做課間操，得被父母吆喝著去睡覺。雖然說有的時候我們還沒睡夠不想起床，在戶外的月光下還沒有戲耍夠不想回屋睡覺，都必須因為時間的關系而聽從父母的吩咐。他們理直氣壯呵斥我們的話與掛鐘息息相關：“都幾點了，還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幾點了，還在外面瘋玩，快睡覺去！”這時候，我覺得掛鐘就是一個拿著煙袋著我們腦門的狠心的老頭，又兇又倔，真怒把他給掀翻在地，讓它永遠不行走。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個看不見形影的家長，嚴古板。但有時候它也是溫情的，在除夕夜里，它的每一聲腳步都給我們帶來快樂，我們可以在子時鐘聲敲響后得到夢寐以求的壓歲錢，想著用這錢可以買糖果來甜甜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上暢快地打幾個滾。

　　我那時天真地以為時間是被一雙神秘的大手放在掛鐘里的。它每時每刻地行走著，走得不慌不忙，氣定神凝，不會因為貪戀窗外鳥語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腳步，也不會因為北風肆虐大雪紛飛而加快腳步。它的腳，是世界上最能禁得起誘惑的腳，從來都是循著固定的軌跡行走。我喜歡聽它前行的聲音總是一個節(jié)，好像一首溫馨的搖籃曲。時間在掛鐘里，與我們一同經(jīng)歷著風霜雨雪、湖源湖落。

　　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較普及了。我看見時間躲在一個小小的圓盤里，在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靜悄悄的，不像墻上的掛鐘那么清脆悅耳，“滴答——滴答——”的聲音不絕于耳。手表里的時間給我一種鬼鬼崇崇的感覺，少了幾分氣勢和嚴，以明明到了上課時間，我還會磨贈一兩分鐘再進教室，手表里的時間也就因此顯得有些落實。

　　后來，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了，時間棲身的地方就多了。項鏈墜可以隱藏著時間，臺歷上鑲嵌著時間，玩具里放置著時間，至于電腦和手提電話，只要我們一打開它們，率先映入眼簾的就有時間。時間如果是一樣到處閃爍著，它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顯得匆匆了。

　　十幾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時間的痕跡。我在梳頭時發(fā)現(xiàn)一根白發(fā)，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的雪一樣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時間其實一在我的頭發(fā)里行走，只不過一次露出了痕跡而已。我還看見，時間在母親的口腔里行走，她的牙齒脫落得越來越多。我明白時間讓花朵綻放的時候，也會讓人的眼角綻放出花朵——魚筆紋。

　　時間讓一棵青春的小樹越來越枝繁葉茂，讓車輪的輻條越來越沾染上銹鏈，讓一座老屋逐漸鴕了背。時間好似變戲法的魔術師，突然讓一個活生生的人瞬間消失在他們辛勤勞作過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親，就讓時間給無聲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們的腳印，又能在黑令的夢中見到他們依稀的身影。他們不在了，可時間還在，它總是持之以恒激情澎湃地行走著——在我們看不到的角落，在我們不經(jīng)意走過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夢中。

　　我終于明白掛鐘上的時間和手表里的時間只是時間的一個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豐富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在行走，時間就會行走。我們和時間如同一對伴侶，相依相偎著，不朽的它會在我們不知不覺間，引領著我們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農(nóng)具的眼睛

　　遲子建

　　農(nóng)具似乎與樹木有著親緣關系，農(nóng)具的把兒幾乎都是木柄制成的。你能從光滑的農(nóng)具把兒上，看到樹的花紋和節(jié)子。那些大大小小的木節(jié)個個圓圓的，有黑色的，也有褐色的，好像農(nóng)具長了眼睛似的。

　　農(nóng)具當中，我最憎恨的就是犁杖了。由于家中沒養(yǎng)牲口，用犁杖耕田的，爸爸就把我們姐弟三人當成牛，套在犁杖上，讓我們拉犁。我一拉犁就有屈辱的感覺，常常是直著腰，只把繩子輕飄飄地搭在肩頭。這時父親就會在后面叫著我的乳名打趣我，說我真不簡單，能把繩子拉彎了。我父親是山村小學的校長，曾在哈爾濱讀中學，會拉小提琴。他那雙手在那個年代既得寫粉筆字，又得摸農(nóng)具，因為我們上小學時，學工學農(nóng)的熱潮風起云涌，我們每周都要到生產(chǎn)隊的田地里勞作一兩次。而且家家戶戶又都擁有園田，種植著各色菜蔬，自給自足，所以無論大人還是孩子，沒有沒摸過農(nóng)具的。

　　農(nóng)具當中，我不厭煩的是鋤頭和鐮刀。鋤頭的形狀很像道士帽，所以你若把它倒立著，儼然是一個清瘦的道士站在那里。鋤頭既可用于鏟除莊稼中的雜草，又可給板結的田地松土。我扛著鋤頭去田間勞作，一般是到土豆地里去了。土豆地一般要鏟三次，人們稱之為“頭趟、二趟、三趟”。鏟頭趟，苗才出齊不久，上豆秧矮矮的，雜草極好清除。鏟二趟呢，是在土豆打壟之后，粉的白的藍的土豆花也開了，雜草與土豆秧爭奪生長的空間，這時就得掄起鋤頭“驅邪扶正”。鏟三趟的時候，稗草瘋長，有的和秧苗纏繞在一起，頗有“綁票”的意味，這時候為土豆清除“異己”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所以，鏟三趟的時候最累，有時候你得撇下鋤頭，親手二下一下地把糾纏在土豆秧身上的雜草摘除。我喜歡鏟二趟，我愛那些細碎的土豆花，它們會招來黃的或白的蝴蝶，感覺是在花園中勞作。干活乏了小憩的時候，躺在被陽光照耀得發(fā)燙的泥土中，感受著如絲綢一樣柔曼滑過的清風，愜意極了。清風拍打著土豆花，土豆花又借著風勢拍打著我的臉頰，讓我臉頰發(fā)癢，那是一種多么醉人的癢啊!渴了的時候，我會到田邊草叢中采上幾枝酸漿來吃。它長得跟竹子一樣，光滑的身子，細長的葉片，它的莖能食用，酸甜可口，十分解渴。我鏟地時就不背水壺，因為酸漿早已存了滿腹的清涼之汁等著我享用。

　　我喜歡鐮刀，是因為割豬草的活兒在我眼中是非常浪漫的。草甸子上盛開著野花，割草的時候，也等于采花了。那些花有可供觀賞的，如火紅的百合和紫色的馬蓮花；還有供食用的，如金燦燦的黃花菜。用新鮮的黃花菜炸上一碗醬，再下上一鍋面條，那就是最美妙的晚飯了。我打豬草歸來，肩上背的是草，腰間別的是鐮刀，左手可能拿的是一束馬蓮，右手握的就是黃花菜了。所以我覺得豬的命運也不算壞，它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窩里絮的草還來自于芳菲的大草甸子，比耕田的牛馬要有福氣，可惜它的命太短太短了。

　　我父親是個知識分子，他伺候莊稼的本事與他的教學本領是無法相提并論的。我們家的地不是因為施肥過少而使莊稼呈現(xiàn)一派萎靡之氣，就是壟打得歪歪斜斜，寬的寬，窄的窄。進了我家園田的莊稼，很像是被送入孤兒院的棄嬰，命運總是不大好。我們家的農(nóng)具，也比別人家的要邋遢許多，鋤頭上銹跡斑斑，鎬頭和犁杖上攜帶的塵土足夠蓄一只花盆的，鐮刀鈍得割草時草會發(fā)出被劇烈撕扯的痛苦的叫聲，如烏鴉一樣“呀呀呀”地叫。而那些地道的農(nóng)家，農(nóng)具總是被磨得雪亮，拾掇得利利索索的，不似我們家的農(nóng)具，一律被堆置在墻角，任憑風雨侵蝕，如一群衣衫襤褸的乞丐。即便如此，我還是熱愛我們家的農(nóng)具，熱愛它們的愚鈍和那滿身歲月的塵垢。

　　我們家使用過的那些農(nóng)具早已失傳了。但我忘不了農(nóng)具木把兒上的那些圓圓的'節(jié)子，那一雙雙眼睛曾見證了一個小女孩如何在鋤草的間隙捉土豆花上的蝴蝶，又如何在打豬草的時候將黃花菜捋到一起，在夕陽下憧憬著一頓風味獨具的晚飯。我可能會忘記塵世中我所見過的許多人的眼睛，那些或空洞或貪婪或含著嫉妒之光的眼睛，但我永遠不會忘記農(nóng)具身上的眼睛，它們會永遠明亮地閃爍在我的回憶中，為我歷經(jīng)歲月滄桑而漸露疲憊、憂郁之色的眼睛，注入一縷縷溫和、平靜的光芒。

　　寒冷也是一種溫暖

　　遲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舊的。因為不管多么生氣勃勃的日子，你過著的時候，它就在不經(jīng)意間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開始和結束都是在寒冷時刻，讓人覺得新年是打著響亮的噴嚏登場的，又是帶著受了風寒的咳嗽聲離去的，但在這噴嚏和咳嗽聲之間，還是夾雜著春風溫柔的吟唱，夾雜著夏雨滋潤萬物的淅瀝之音和秋日田野上農(nóng)人們收獲的笑聲。沾染了這樣氣韻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陰霾也有陽光，有辛酸也有快樂。

　　故鄉(xiāng)是我每年必須要住一段時目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靜、單純而顯得格外有韻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開窗簾，打開窗，看青山，呼吸著從山野間吹拂來的清新空氣。吃過早飯，我一邊喝茶一邊寫作，或者看書。累了的時候，隨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個盹，養(yǎng)養(yǎng)神。大約是心里松弛的緣故吧，我在故鄉(xiāng)很少失眠。每日黃昏，我會準時去媽媽那里吃晚飯。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蕩著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手中往往要攥塊石頭。媽媽知道我怕狗，常常在這個時刻來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園到了這時節(jié)就是一個蔬菜超市，生有妖嬈花紋的油豆角、水晶一樣透明的雞心柿子、紫瑩瑩的茄子、油綠的芹菜、細嫩的西葫蘆、泛著蠟一樣光澤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過這些綠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農(nóng)人們自己宰殺的豬，是剛從河里打撈上來的野生的魚類。這樣的晚餐，又怎能不讓人對生活頓生感念之情呢?吃過晚飯，天快黑了，我也許會在花圃上剪上幾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黃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掃帚梅，帶回我的居室，把它們插入瓶中，擺在書桌上。夜深了，我進入了夢鄉(xiāng)，可來自家園的鮮花卻亮堂地怒放著，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鄉(xiāng)住到飛雪來臨時。

　　我去香港兩次，但唯有這次時間最長，整整一個月。浸會大學邀請了來自美國、尼日利亞、愛爾蘭、新西蘭、肯尼亞、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的八位作家，聚集香港，進行文學交流和寫作，這一期的主題是“大自然和寫作”。為了配合這個主題，浸會大學組織了一些親近大自然的活動，如去西貢西灣爬山，去大嶼山的小島看漁民的生活，去鳳凰山以及濕地公園等。香港的十月仍然熾熱，陽光把我的皮膚曬得黝黑。運動是惹人上癮的，逢到?jīng)]有活動的日子，我便穿著一身運動裝出門了。去海邊，去鉆石山的禪院等。有一天下午，我外出歸來，乘地鐵在樂富站下車后，覺得渾身酸軟，困倦難擋，于是就到地鐵站對面的聯(lián)合道公園睡覺去了。別看街上車水馬龍的，公園游人極少。我躺在回廊的長椅上，枕著旅行包，聽著鳥鳴，聞著花香，睡著了。等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jīng)向西了，我聽見有人在喊“遲——遲——”，原來是愛爾蘭女詩人希斯金，她正坐在與我相鄰的椅子上看書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為在國外，蜷在公園長椅上睡覺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媽媽通個電話。她一跟我說故鄉(xiāng)下雪的時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鵑開得多么鮮艷，樹多么綠，等等。但時間久了，尤其進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對香港的綠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綠看上去是那么蒼涼、陳舊!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參加一個座談，當被問起對香港的印象時，我說我可憐這里的“綠”，我喜歡故鄉(xiāng)四季分明的氣候，想念寒冷。他們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們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種溫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從香港赴京參加作代會，會后返回哈爾濱。當我終于迎來了對我而言的第一場雪時，興奮極了。我下樓，在飛雪中走了一個小時。能夠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禮物，是艾蕪先生的兒子汪繼湘先生和兒媳王莎女士為我簽名寄來的艾蕪先生的兩本書《南行記》和《艾蕪選集》，他們知道我喜歡先生的書，特意在書的扉頁蓋了一枚艾蕪先生未出名時的“湯道耕印”的木頭印章。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滿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燦爛。王莎女士說，新近出版的艾蕪先生的兩本書，他們都沒有要稿費，只是委托新華書店發(fā)行，這讓我感慨萬千。在我們這個時代，那些垃圾一樣的作品，通過炒作等手段，可以獲得極大的發(fā)行量，而艾蕪先生這樣具有深厚文學品質的大家作品，卻遭到冷落。這真是個讓人心涼的時代!不過，只要艾蕪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處于“寒冷”一隅，也讓人覺得親切。這樣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種溫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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