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簡介（全面版）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河南新鄭(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是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鄭州新鄭東郭宅(今新鄭市東郭寺村)。白氏祖籍山西太原，白居易的祖父白锽移居下邽(今陜西渭南市北)，白锽后曾任鞏縣(今河南鄭州鞏義市)縣令，和當時鄰居新鄭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清水秀，遂移家于河南新鄭，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新鄭東郭宅。[1]卒后葬于河南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一、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東郭宅(今新鄭市東郭寺村)一個“世敦儒業(yè)”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帶便發(fā)生了戰(zhàn)爭。蒲鎮(zhèn)李正己割據(jù)河南十余州，戰(zhàn)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zhàn)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fā)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xiàn)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gòu)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quán)者有關(guān)。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漸漸轉(zhuǎn)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guān)懷人民的心，表現(xiàn)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shù)氐纳私挥巍?/p>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游之處被稱為三游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zhuǎn)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zhuǎn)上柱國，又轉(zhuǎn)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nèi)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后與劉禹錫相伴游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nèi)，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nóng)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后人知曉，對后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后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zhuǎn)，事后再補回原數(shù)。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后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zhuǎn)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nèi)，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jiān)，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zhuǎn)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shù)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后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lǐng)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贈尚書右仆射。葬于龍門(今龍門石窟之白園)。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游歷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jù)、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后作詩《開龍門八節(jié)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洛陽安逝
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葬于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二、個人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quán)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jīng)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guī)矩，回故鄉(xiāng)守孝三年，服孝結(jié)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quán)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zhèn)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墒悄切┱茩�(quán)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guān)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xiàn)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quán)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nóng)田經(jīng)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fā)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shù)十萬畝農(nóng)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guī)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nóng)田時，要及時封閉;發(fā)現(xiàn)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nèi)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chuàng)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xiàn)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jié)構(gòu)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shù)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huán)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xiàn)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shù)姆諊�、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qū)⑵嗬涞脑律罏r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gòu)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tǒng)統(tǒng)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三、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shù)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shù)特色還表現(xiàn)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shù)效果�！遁p肥》一詩描寫了內(nèi)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jié)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nèi)容和情調(diào)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guān)聯(lián)，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xiàn)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diào)。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diào)，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xiàn)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tài)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shù)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社會作用。強調(diào)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杜c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chuàng)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yōu)美、通俗、音調(diào)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作品一覽
《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
《觀刈麥》《問劉十九》《買花》《望月有感》《放言》《池上》《繚綾》
四、家族成員
祖父：白湟、父親：白季庚、兒子：白阿崔
五、史書記載
《舊唐書˙白居易傳》《新唐書˙白居易傳》《唐才子傳》
六、軼事典故
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zhì)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一酌發(fā)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xiāng)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藏書故事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后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對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發(fā)展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栗千斗，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chǔ)，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jīng)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367門。宋代黃鑒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shù)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匯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游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七、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yōu)。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yōu)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quán)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jié)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后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nóng)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于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飛云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云。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并行于世。
歷代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yōu)，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yōu)游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quán)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jié)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guān)系。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后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并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jīng)世之才”，并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中國近現(xiàn)代
胡適贊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lǐng)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杰、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鐘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他國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八、后世紀念
主詞條：白居易墓、白園
白園是白居易的墓園，位于龍門東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詩里曾說，“門前常流水，墻上多高樹。竹徑繞荷池，縈回百余步。”白園的設(shè)計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白園迎門的是青谷區(qū)。夾道兩旁是青色的竹子，懸瀑濺出悅耳的水聲，荷花池飄送著夏日的清涼。聽伊亭和松風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設(shè)計，“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腳步感受山谷的幽靜。時間在山水間是慢的。聽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婦孺皆知的《賦得古原草送別》而建。
墓體區(qū)在琵琶峰頂，有墓冢和自然石臥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紀念。其中有塊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著“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你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