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詩詞風格流派的介紹
中唐詩人孟郊、賈島的合稱。孟郊比賈島大28歲，是賈島的前輩詩人。但他們都是遭際不遇,官職卑微,一生窮困，一生苦吟。孟郊“一生空吟詩，不覺成白頭”(《送盧郎中汀》)；賈島“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戲贈友人》)，相傳他“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他們又都是韓愈的詩友。韓愈對他們的詩也都很贊賞，說孟郊詩“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薦士》)，賈島詩“□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送無本師歸范陽》)，但重視郊較過于島。郊、島二人偶有詩相投贈，在當時并不齊名。唐末張為《詩人主客圖》列孟郊為“清奇僻苦主”，賈島則為“清奇雅正”的升堂七人之一。宋代歐陽修始以兩人并舉，謂“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氣”（《書梅圣俞稿后》），蘇軾有“郊寒島瘦”(《祭柳子玉文》)之論。二家詩“清奇”“悲愁”，造語刻煉，白描不用詞藻，是共同之處。但孟郊詩以五古為主，不作律詩；賈島詩以五律為主，古體較少；孟郊對社會生活觀察較廣，感情較深,有關心國事民生的作品；賈島則生活較窄,對世事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調凄黯,是不同之處。潘德輿以為“郊島并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并不寒也”(《養(yǎng)一齋詩話》)。此論有代表性。但賈島對后來的影響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詩論家稱為“賈島時代”（聞一多《賈島》），宋代“九僧”、“四靈”，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學賈島成為流派；學孟郊的只是個別的詩人。
元白
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稱。《新唐書·白居易傳》載：自居易“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卑拙右自凇丁磩壮图到狻分幸舱f：“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痹撞⒎Q，當時已行于世，又經(jīng)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襲沿用。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并稱他們的詩體為“元白體”。
元稹、白居易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二人文學觀點相同,作品風格相近。他們強調詩歌的諷諭作用,寫有大量反映現(xiàn)實的作品，都擅長于新樂府、七言歌行、長篇排律等詩體，注意詩歌語言的平易淺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詩壇上，元白的影響很大�！杜f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贊指出：“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钡≡娫谥黝}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鮮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詩稍遜一籌。葉燮說：“元稹作意勝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保ā对姟罚┶w翼則認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保ā懂T北詩話》）
對元白的評價,歷來有抑有揚。抑之者始自杜牧,指元白詩為“淫言□語”、“纖艷不逞”（《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揚之者始自張為，列白為“廣大教化主”，元為“入室”(《詩人主客圖》)。其后,明代王世貞、王世懋、清代王夫之、王士□均貶抑元白。宋代葉夢得、明代賀貽孫、清代尤侗、翁方綱則褒揚元白。蘇軾雖說過“元輕白俗”（《祭柳子玉文》），但又多以白自況，實際上他是很仰慕白居易的。
張王樂府
中唐詩人張籍和王建樂府詩的并稱。南宋許□《彥周詩話》說：“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杰出。”明代胡應麟《詩藪》更以“元白長篇，張王樂府”并稱。
張籍、王建二人早歲同學，交誼甚深。他們出身寒素，官職低微,較能理解民生疾苦,并積極加以反映。他們都是新樂府運動的先導和重要成員，所作樂府詩，繼承并發(fā)揚了《詩經(jīng)》、漢樂府的傳統(tǒng)，以短篇七言歌行為主要體裁，揭露并抨擊統(tǒng)治階級荒淫橫暴、窮兵黷武、混戰(zhàn)不休等罪惡行徑，反映并同情廣大人民遭受剝削、壓迫的不幸遭遇，題材廣泛，主題深刻，傾向鮮明。又善于運用比興、白描及對比、映襯等手法，通過事實和人物語言表現(xiàn)主題，在篇末用重筆突出中心，語言通俗而凝煉，韻律善于變化，形成了他們共同的詩風。比較起來，王建詩題材較張籍廣闊，描寫比張詩更具體細致，更含蓄，口語化程度更高；張詩語言則較王詩典雅，在反映商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發(fā)收復失地、反抗入侵的愛國熱情等方面，為王詩所不及。清代翁方綱《石洲詩話》說：“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真善于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艷不及，而真切過之�！�
新樂府運動
中唐時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導的，以創(chuàng)作新題樂府詩為中心的詩歌革新運動。
新樂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題而作的樂府詩。宋代郭茂倩指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保ā稑犯娂罚┟鞔鸷嗾f：“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
晚唐詩人溫庭筠和李商隱的并稱。他們的詩歌風格都承受六朝余習，色彩□麗，筆調柔婉，故有此并稱�！缎绿茣赝ン迋鳌分^庭筠“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短撇抛觽鳌芬舱f庭筠“側詞艷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
溫李并稱，是指他們詩風中“以□致相夸”（《唐才子傳》）的共同方面。這種詩風在晚唐詩壇上有很大影響，還為宋以后婉約詞派開了先河。元好問所謂“風云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論詩三十首》之三），也是就這一點上提出批評的。
溫庭筠與李商隱的作風、成就并不完全一樣�！杜f唐書·文苑傳》認為“文思清麗,庭筠過之”。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也稱許溫詩“筆徑較獨酣捷”。而陸時雍《詩鏡總論》則說：“李商隱麗色閑情,雅道雖漓,亦一時之勝；溫飛卿有詞無情,
晚唐作家皮日休、陸龜蒙的并稱。皮日休為蘇州從事,陸龜蒙是蘇州人，他們時相唱和，詩作數(shù)量很多,合編為《松陵集》，這是皮、陸并稱的一個由來。皮日休曾有《正樂府十篇》等詩,受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影響,陸龜蒙也有少量關心民生之作如《雜諷九首》、《村夜二篇》，他們思想傾向略同。但松陵唱和詩，卻往往追求險怪，纖巧冷僻，有長達500字、1000字的長篇,拼湊對偶,以多為貴。詩論家指出,這是“以筆墨相娛樂”（趙執(zhí)信《談龍錄》）的傾向，甚至有“皮、陸如吃蒙□藥，瞢騰而作囈語”（黃子云《野鴻詩的》）的譏評。他們還有一些名為“吳體”的拗律，造語詰屈，用意也在于消閑遣悶。
皮日休、陸龜蒙散文中有些憂時憤世的小品，顯示了他們雖稱隱士而“并沒有忘記天下”，在唐末，“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保斞浮缎∑肺牡奈C》）。
韓柳
中唐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的并稱。韓柳并稱，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說：“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至韓、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痹较妗侗疚摹芬惨远也⒎Q。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韓愈、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但在政治、學術方面有同有異。他們都是中小地主階層出身，都反對當時的藩鎮(zhèn)與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團的政治活動，主張改革；韓愈則對此持反對態(tài)度。他們的思想都以儒學為主導。但韓傾向于唯心主義，卻堅決反對佛教；柳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卻又兼信佛學。他們的文論都主張文道合一，文質并重，學習先秦兩漢作品而要有獨創(chuàng)性，并且都擅長議論文、傳記文。但韓愈尤長于碑志、序跋、哀祭等體；柳宗元的寓言、游記、騷賦等則為韓所不及。藝術風格方面，韓雄大而柳精悍。韓愈收召后學，傳授古文，門下人才輩出；柳宗元貶謫南方時，也有從學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韓的影響大于柳。
后人對韓、柳二人的評論，有揚有抑。持揚韓抑柳論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揚柳論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贄、焦循等人;揚柳而又抑韓的',有陳衍、章士釗。其中有的單論文章，有的則兼及政治。林紓是持折中論的代表。
韓、柳并稱，指古文而言。詩歌史上，韓、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韓孟(郊)”、“韋（應物）、柳”并稱。
唐宋古文運動
唐宋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兩漢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現(xiàn)實生活、表達思想。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流于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于用。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艷”，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初文壇，駢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橥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后提出宗經(jīng)明道的主張，并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論，并寫出了相當數(shù)量的優(yōu)秀古文作品，當時有一批學生或追隨者熱烈響應，終于在文壇上形成了頗有聲勢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fā)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特別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tǒng),柳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①主張“養(yǎng)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yǎng)，強調“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愈《答李翊書》)，作者的道德修養(yǎng)決定文章的表現(xiàn)形式，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答李翊書》）。②關于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同前），不僅重視經(jīng)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藝術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英，豐富自己的寫作（韓愈《進學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③自創(chuàng)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韓愈《答李翊書》），認為“唯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所以對古圣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④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⑤要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tài)度，不敢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⑥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的狀況表示憤慨，指出當代好作家不少，“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顯而易見，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jīng)過一番斗爭的。韓愈曾說：“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保ā杜c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詞匯，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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