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元曲的簡介
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一支奇葩，它在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xiàn)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鼎足并舉，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diào)”。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以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qū)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shù)、平仄等都有固定格式要求。但雖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所以讀者可發(fā)現(xiàn)，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shù)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曲牌”中，哪一首字數(shù)最少的為標準定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元曲將傳統(tǒng)詩詞、民歌和方言俗語揉為一體，形成了詼諧、灑脫、率真的藝術風格，對詞體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帶來極為重要的影響。元曲以支曲為單位，不像詞有兩疊、三疊或四疊。但是，它不僅有帶過曲、重頭、集曲等小令的變體和復雜多變的套曲，還有除正常格調(diào)以外的多種俳體。其體式的多樣，更增強了曲的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
元曲散佚不少，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散曲，據(jù)隋樹森《全元散曲的輯錄》，有名姓可考的作者200余人，小令有3800多首，套曲400多套。這與唐詩、宋詞的數(shù)量實在相差甚遠，但其題材和內(nèi)容并不遜于唐詩，比之宋詞則更加廣泛深刻。
元曲的興起
元曲的組成，包括兩類文體：一是包括小令、帶過曲和套數(shù)的散曲；二是由套數(shù)組成的曲文，間雜以賓白和科范，專為舞臺上演出的雜劇�！吧⑶笔呛汀皠∏毕鄬Υ嬖诘�。劇曲是用于表演的劇本，寫各種角色的唱詞、道白、動作等；散曲則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詞。從形式上看，散曲和詞很相近，不過在語言上，詞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潑；在格律上，詞要求得嚴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從體式分兩類:“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葉兒，體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獨立的曲子(少數(shù)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則由多支曲子組成，而且要求始終用一個韻。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樣的名稱，如《叨叨令》、《刮地風》、《喜春來》、《山坡羊》、《紅繡鞋》之類，這些名稱多很俚俗，這也說明散曲比詞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現(xiàn)實的深刻以及題材的廣泛、語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潑、風格的清新、描繪的生動、手法的多變，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苑中放射著璀璨奪目的異彩。
元曲的興起與發(fā)展，有著復雜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會現(xiàn)實是元曲興起的基礎，元朝疆域遼闊，城市經(jīng)濟繁榮，宏大的劇場，活躍的書會和日夜不絕的觀眾，為元曲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進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詩歌本身的內(nèi)在規(guī)律及文學傳統(tǒng)繼承、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元曲的發(fā)展
元曲的發(fā)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初期：元朝立國到滅南宋。這一時期元曲剛從民間的通俗俚語進入詩壇，有鮮明的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和獷放爽朗、質(zhì)樸自然的情致。作者多為北方人，其中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王小軍、白樸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關漢卿的雜劇寫態(tài)摹世，曲盡其妙，風格多變，小令活潑深切，晶瑩婉麗，套數(shù)豪辣灝爛，痛快淋漓。馬致遠創(chuàng)作題材寬廣，意境高遠，形象鮮明，語言優(yōu)美，音韻和諧，被譽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狀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從元世祖至元年間到元順帝后至元年間。這一時期的元曲創(chuàng)作開始向文化人、專業(yè)化全面過渡，散曲成為詩壇的主要體裁。重要作家有鄭光祖、�。╯uī）景臣、喬吉、張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間到元末。此時的散曲作家以弄曲為專業(yè)，他們講究格律辭藻，藝術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約細膩、典雅秀麗，代表作家有張養(yǎng)浩、徐再思等。
總之，元曲作為“一代之文學”，題材豐富多樣，創(chuàng)作視野闊大寬廣，反映生活鮮明生動，人物形象豐滿感人，語言通俗易懂，是我國古代文化寶庫中不可缺少的寶貴遺產(chǎn)。
元曲四大家：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
元曲三要素：唱（唱詞），科（動作），白（對白）
元曲的代表作：竇娥冤。
元曲的體制
元曲興起并代表這一時期文學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則是由于元曲確立并完善了體制形式，曲的體制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六個方面：
1、宮調(diào)：宮調(diào)是指中國古代音樂的調(diào)式，曲與宮調(diào)出于隋唐燕樂，南北曲常用的有五宮四調(diào)，通稱九宮或南北九宮，包括有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面調(diào)、雙調(diào)、商調(diào)、越調(diào)（四調(diào)），曲的每一個宮調(diào)都有各自的風格，或傷悲或雄壯，或纏綿或沉重。元曲中的戲曲套數(shù)和散曲套數(shù)，是由兩支以同一宮調(diào)的不同曲牌相聯(lián)而成。
2、曲牌：俗稱“曲子”，是對各種曲調(diào)的泛稱，各有專名，如《點絳唇》、《山坡羊》等總數(shù)很多，元代北曲共335個，每一個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調(diào)、唱法，同時也規(guī)定了該曲的'字數(shù)、句法、平仄等。據(jù)此可以填寫新曲詞，曲牌大都來自民間，一部分由詞發(fā)展而來，故曲牌名也有和詞牌名相同的，但是內(nèi)容并不完全一致。此外，還有專供演奏的曲牌，但大多只有曲調(diào)而無曲詞。
3、曲韻：元曲在押韻方面嚴守《中原音韻》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韻上有以下特點：平仄通押，不避重韻，一韻到底，借韻、暗韻、贅韻、失韻。
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詩詞更嚴，而特別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對仗：曲的對仗要求比較自由，可平仄相對，也可平聲相對，即平聲對平聲，仄聲對仄聲。曲的對仗形式有“兩字對”、“首尾對”、“襯字對”等十三種，在語言的運用和詞序組合上有許多特點，主要表現(xiàn)在：有工對也有寬對，但寬對的現(xiàn)象更普遍；句中自為對；錯綜成對或倒字為對，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語入對。
6、襯字：曲與詞最顯著的區(qū)別是有無襯字，有襯字的是曲，沒有襯字的是詞。所謂“襯字”指的是在曲律規(guī)定必須的字數(shù)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韻、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襯字一般用于句首。
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傳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帶過曲），套數(shù)四百七十余套，雜劇一百六十余部（本）。 在眾多作家中，對元曲的形成作出開創(chuàng)性貢獻的是元好問，他生于金元戰(zhàn)亂之際，是名冠金元兩代詩壇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潤疏俊，迥出時作，對元曲創(chuàng)作起著啟導統(tǒng)領、規(guī)范的作用。
元曲四大家
關漢卿，賈仲明《錄鬼簿》吊詞稱他為“驅(qū)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可見他在元代劇壇上的地位。關漢卿曾寫有《南呂一枝花》贈給女演員朱簾秀，說明他與演員關系密切。他曾毫無慚色地自稱：“我是個普天下的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痹凇赌蠀我恢āげ环稀方Y尾一段，更狂傲倔強地表示：“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珰珰一粒銅豌豆”。據(jù)各種文獻資料記載，關漢卿編有雜劇67部，現(xiàn)存18部。個別作品是否出自關漢卿手筆，學術界尚有分歧。其中《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diào)風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馬致遠，漢族，大都（今北京）人，另據(jù)考證，馬致遠是河北省東光縣馬祠堂村人，東光縣志和東光馬氏族譜都有記載。馬致遠以字“千里”，晚年號“東籬”，以示效陶淵明之志。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并稱“元曲四大家”，是我國元代時著名大戲劇家、散曲家。代表作《漢宮秋》、《青衫淚》。
鄭光祖，生卒年不詳，字德輝，漢族，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縣）人。他是元代著名的雜劇家和散曲家，所作雜劇在當時“名聞天下，聲振閨閣”。與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齊名，后人合稱為“元曲四大家”。所作雜劇可考者十八種，現(xiàn)存《周公攝政》、《王粲登樓》、《翰林風月》、《倩女離魂》、《無塩破連環(huán)》、《伊尹扶湯》、《老君堂》、《三戰(zhàn)呂布》等八種；其中，《倩女離魂》最著名，后三種被質(zhì)疑并非鄭光祖作品。除雜劇外，鄭光祖寫散曲，有小令六首、套數(shù)二套流傳。 代表作《倩女離魂》。
白樸（1226--？） 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漢族，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縣），晚歲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終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學家、雜劇家，元曲四大家之一。 代表作《墻頭馬上》。
元曲四大悲�。�
《竇娥冤》關漢卿
《梧桐雨》白樸
《漢宮秋》馬致遠
《趙氏孤兒》紀君祥
元曲四大愛情�。�
《拜月亭》關漢卿
《西廂記》王實甫
《墻頭馬上》白樸
《倩女離魂》鄭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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