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啟陣
有位網友向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現(xiàn)在為什么出不了像李白與杜甫那樣的偉大詩人？”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愿意并樂意回答。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確認一個事實：現(xiàn)在的確沒有李白杜甫那樣的偉大詩人。其實，李白杜甫生前雖然詩名不小，但是，都很坎坷落魄，灰頭土臉的，完全不像文學史教科書中的光景：頭戴桂冠，渾身發(fā)光，令人匍匐景仰。就是說，李白杜甫活著的時候，也許有唐朝人會問：“現(xiàn)在為什么出不了陶淵明謝靈運那樣的偉大詩人？”事實上，李白杜甫本人，也未必想得到，自己死后會得到“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的光榮稱號，盡享尊榮。毋庸諱言，厚古薄今是人類的通病。
因此，當今沒有出現(xiàn)李白杜甫那樣的偉大詩人，還只是一個假設性的命題。以下文字，都是這個命題下的姑妄言之。倘若你不認同這個假設的命題，請不必浪費時間繼續(xù)往下看。
這個問題，可以從技術積累、時代環(huán)境和個人努力等方面入手進行解答。
技術方面，文學史教科書或多或少都會有所解答。比如說，春秋時期的民歌總集《詩經》（尤其是《國風》）和戰(zhàn)國時期楚國詩歌（尤其是屈原的《離騷》），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風格的詩歌傳統(tǒng)的先河，后來由于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聲韻調分析方法的引進，南北朝詩人在聲韻格律上的講究和藝術經驗的積累，等等，都為李白杜甫的出現(xiàn)，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臺子上的詩歌巨人。
時代環(huán)境方面，包括唐代的政治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物質環(huán)境等。唐太宗奠定的李唐文藝政策，是無比寬松的。詩人們寫什么、怎么寫，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沒有任何要求。譏諷皇家奢靡、批評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會黑惡、鞭撻官吏貪婪，都不會惹禍上身。唐代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眾多皇帝后妃王公將相加入作詩者行列、詩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藝娛樂樣式等等文化環(huán)境因素，使得詩人能夠成為當時社會耀眼的明星，給予他們以必要的成就感和榮譽感。成就感和榮譽感，可以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力。唐朝對外開放，外國商人、文化人云集長安，使得詩人們眼界開闊，心胸廣大，價值觀念多元化，審美理念國際化，這些又使得詩人們的作品，更加大氣雋永，傳之久遠。太平日久，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人民的物質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宮中圣人奏云門，天下朋友皆膠漆”（杜甫《憶昔二首》之二）。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內的唐代詩人少年時代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時代能到處游歷，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廣交朋友，增長見識，切磋詩歌藝術，豐富內心精神世界。
個人努力方面，杜甫學習詩歌的刻苦精神廣為人知。有詩為證，“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之六）。就是給許多人留下瀟灑飄逸印象的李白，在詩歌藝術上，也是有遠大志向，下過苦功夫的。《古風》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理由可以舉出十條八條，但是，李白杜甫只有兩個。理論充其量只能解答誕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不能證明誕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當今神州，有十幾億人口，數量是唐朝全盛時期的二十余倍，許多方面的條件（例如交通、旅游），遠比唐朝要好，單仍然未能產生李白杜甫那樣中國文學史上有超一流成就與地位、具有國際影響的文學家的原因，恐怕主要得從政治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等方面去尋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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