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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司馬諫議書》原文及對照翻譯
《答司馬諫議書》節(jié)選自北宋文學家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篇中對司馬光加給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怨謗”五個罪名逐一作了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言辭犀利,針鋒相對,是古代的駁論名篇之一。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答司馬諫議書》原文及對照翻譯,歡迎閱讀!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注釋
(1)司馬諫議: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屬山西)人,當時任右諫議大夫(負責向皇帝提意見的官)。他是北宋著名史學家,編撰有《資治通鑒》。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他竭力反對。元豐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主國政。次年為相.廢除新法。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
(2)某:自稱。啟:寫信說明事情。
(3)蒙教:承蒙指教。這里指接到來信。
(4)竊:私.私自。這里用作謙詞。君實:司馬光的字。古人寫信稱對方的字以示尊敬。游處:同游共處,即同事交往的意思。
(5)操:持,使用。術(shù):方法,主張。
(6)強聒(guō):硬在耳邊啰嗦,強作解說。聒:語聲嘈雜。
(7)略:簡略。上報:給您寫;匦牛褐竿醢彩拥剿抉R光第一封來信后的簡答。
(8)重(chóng)念:再三想想。視遇厚:看重的意思,視遇:看待。
(9)反復:指書信往來。鹵莽:簡慢無禮。
(10)具道:詳細說明。所以:原委。
(11)冀(jì):希望。
(12)儒者:這里泛指一般封建士大夫。
(13)名實:名義和實際。尤在名實,一作尤在于名實。
(14)怨謗(bàng):怨恨,指責。
(15)人主:皇帝。這里指宋神宗趙頊。
(16)議法度:討論、審定國家的法令制度。修:修訂。
(17)有司:負有專責的官員。
(18)舉:推行。
(19)辟邪說:駁斥錯誤的言論。辟,駁斥,排除。
(20)難(nàn):責難。壬(rén)人:佞人,指巧辯諂媚之人。
(21)固:本來。前:預先。
(22)恤(xù):關(guān)心。同俗自媚于眾:指附和世俗的見解,向眾人獻媚討好。
(23)上:皇上。這里指宋神宗趙頊。乃:卻。
(24)抗:抵制,斗爭。之:代詞,指上文所說的“士大夫”。
(25)洶洶然:吵鬧、叫嚷的樣子。
(26)盤庚:商朝中期的一個君主。商朝原來建都在黃河以北的奄(今山東曲阜),常有水災。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和自然災害,盤庚即位后,決定遷都到殷(今河南安陽西北)。這一決定曾遭到全國上下的怨恨反對。后來,盤庚發(fā)表文告說服了他們,完成了遷都計劃。事見《尚書·盤庚》。
(27)胥(xū)怨:全都抱怨。胥:皆。
(28)改其度:改變他原來的計劃。
(29)度(duó)義:考慮是否合理。度:考慮,這里用作動詞。
(30)是:這里用作動詞,意謂認為做得對。
(31)膏澤:施加恩惠.這里用作動詞。
(32)一切不事事:什么事都不做。事事,做事。前一“事”字是動詞,后一“事”字是名詞。
(33)守前所為:墨守前人的作法。
(34)所敢知:愿意領(lǐng)教的。知,領(lǐng)教。
(35)不任(rén)區(qū)區(qū)向往之至:意謂私心不勝仰慕。這是舊時寫信的客套語。不任,不勝,受不住,形容情意的深重。區(qū)區(qū),小,這里指自己,自謙詞。向往,仰慕。
譯文
安石啟:昨日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意以為跟您友好相處的日子很久了,但討論國事往往意見不同,這是由于所采取的政治主張和方法不同的緣故。我雖然想硬在你耳邊羅嗦(強作辯解),恐怕結(jié)果一定不會得到您的諒解。后來又想到您看待我一向很好,對于書信往來是不應簡慢無禮的,因而我在詳細地說出我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許能夠諒解我。
我們讀書人所要爭論的,特別是在“名稱”(概念、理論)與“實際”是否符合上!懊Q”與“實際”的關(guān)系明確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確的認識了,F(xiàn)在您所用來教誨我的,是以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我。我卻認為接受皇上的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交給主管官署卻執(zhí)行,不算是“侵官”。發(fā)揚(恢復)前代賢君的治國原則,以便興利除弊,這不算是“生事”。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算“拒諫”。排除不正確的言論,批駁巧言諂媚的壞人,這不算“拒諫”。至于怨恨毀謗的很多,那是本來早就該料到會這樣的。
創(chuàng)作背景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shù)為始!蔽鯇幎,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shè),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zhèn)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nèi)噬蠒噬,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薄盎蛩娦‘悾⒀孕铝钪阏,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
他還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焙髞韮扇送耆^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內(nèi)容鑒賞
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確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zhì),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為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第一段主要闡明寫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為兩人之間有分歧,所以寫信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昨日蒙教”是禮貌性套語;第二層提到與司馬光“游處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濃,使司馬光很是舒服;第三層急速轉(zhuǎn)到“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這三層意思集中在一句話里顯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點所在。不傷感情,態(tài)度坦率。第二句又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司馬光見解堅定,并不肯輕易改變,所以“雖欲強聒”多講幾句,一定得不到見察;對于洋洋灑灑三千余字的來信,只作簡單答復,不再一一自辨。第二層是:經(jīng)過仔細考慮,司馬光很是看重自己,書信往來,不宜魯莽,所以要做詳細解釋,希望司馬光能夠?qū)捤 _@里說明了作者的態(tài)度和方法,又顯示出冷靜沉著。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為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為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xiàn)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zhì),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為變法正名。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guān)機構(gòu)的某些權(quán)力這些具體現(xiàn)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jīng)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zhí)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chǔ)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jù),“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為誰征利。根本出發(fā)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后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后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緊承上段結(jié)尾處怨誹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誹”的.來歷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先指出: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茍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里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zhì),正為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jù)。因此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后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后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么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歷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tài)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歷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里,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著又反轉(zhuǎn)過去,正面表明態(tài)度:“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蔽竦目谖侵刑N含著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zhì),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經(jīng)濟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xié)。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jù)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對比、證明、啟發(fā)、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范之作。
寫作特點
第一個特點,作為書信體議論文首要特點是行文簡潔、結(jié)構(gòu)嚴謹、沒有枝蔓,全文除開頭和結(jié)尾段用幾句酬答的禮貌語言以外,緊緊扣住保守派幾個主要論點進行駁斥,只駁論點不涉及其它事情,結(jié)構(gòu)非常嚴謹,駁斥時針對其要害,言簡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個特點,論證方法多樣。本文的論證方式是駁論,其反駁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直接反駁,如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第二個舉出根據(jù)進行反駁,如“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這里就舉出了有利的根據(jù),說明不是自己獨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議過的法度,指出這不是我個人的行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舉出史實進行反駁,舉出歷史的事實來進行反駁,如“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這里以歷史上曾有過的如何對待怨誹的事實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語而動,既委婉地反駁了怨誹之多的責備,又表達了自己變法的堅強決心。整個反駁是明確而有力的,言簡意賅。
第三個特點,是氣勢磅礴,寓剛于柔。全文所以有壓倒論敵的浩然正氣有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則氣勢。第二擅于排比,連用排比駁斥對方,則勢如破竹,無可阻擋。第三擅用反語,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氣盛言宜,鏗鏘有力,雖則全文傲岸之氣,憤然涌出,強調(diào)堅持改革的決心不可逆轉(zhuǎn),但語氣相當委婉,柔中有剛,如比如說詳細的說明自己這樣做的理由,您或許能原諒我,結(jié)尾又說您批評未能幫皇上大有作為,那我知罪了,但讓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規(guī)就行,那我是不敢領(lǐng)教的。這樣做一方面照顧多年交往的友誼,一方面堅持原則,寸步不讓,全力維護變法的正義立場。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xiàn)為撫州東鄉(xiāng)縣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zhèn)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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